哈拉维｜赛博格与共生体：新世界秩序下的共同生活
唐娜·哈拉维 著，盲动 译，
本文为 _The Cyborg Handbook_ （1995）序言 ，
转自“盲信”公众号
盖娅——这蓝绿相间的、完整的、活的、自我维持的（self-sustaining）、自调适的、自体创生的（auto-poietic）大地——与终结者——这凝结的金属、变形的、赛博强化的战士，在裸露的地表景观和地外真空（某个可怕的未来）作战——两者乍一看仿佛各自属于互不兼容的宇宙。此类存在仿佛栖息于不可通约的时空领域，并且为了其描述与叙事，需要不同的文学和历史时空体（chronotopes）。这些实体似乎不能共享相同的演化史。同样，世界上第一只被称作“赛博格”（cyborg）的生物——20世纪50年代末在纽约罗克兰州立医院的一只实验室小白鼠（为了改变其生理参数，体内被植入了一个微型渗透泵，以受控制的速率注射化学物质）——似乎与自然存在的微生物混毛虫（Mixotricha paradoxa，一种栖居于某种南澳大利亚白蚁的后肠中的原生生物）并没有亲缘关系。被植入物体的老鼠与钢铁-血肉之躯的战士似乎是典型的赛博格，是“新世界秩序”宣传运动的完美后现代代言人。 当然，整个大地以及她的自然后嗣拥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本体论。但是，这四个实体——以（乱伦地）生下泰坦神的希腊女神命名的被云层包裹着的整个大地、电影里未来的机械强化战士、精神病医院里的赛博格老鼠、以及有着奇妙拉丁语名的微生物——都是同一个后二战宗族中的成员。这一宗族同样也是全球化新秩序下的人类大家庭。这一秩序形成于冷战和太空竞赛的聚变反应，形成于第二个基督教千年后半世纪动荡的全球资本流动。将全球大家庭连结在同一个生成性矩阵（generative matrix）中的实践不仅仅是幻想的隐喻式天马行空；这些实践同时也是技术科学——极具物质性与不可还原的虚构性的——毁灭世界与建设世界的过程。
芜杂的混合与熔合的产物——大地女神、终结者、增强型耗子以及白蚁的寄生物，这一切都要求我们思考如下三个基本的问题：在新世界秩序下的共同生活有何条件？谁将会找到得以宜居的那一条件？以及，应该做些什么？让我们通过更仔细地考察前文我提及的四种赛博格存在，悄悄接近这些具有倾向性的问题。这种叙事存在于启迪性的自然史传统之中，或者更贴切地说，存在于自然-技术史传统之中；为接下来内容丰富的手册（指《赛博格手册》，The Cyborg Handbook——译注）作了序言。我的内爆了（imploded）的叙事坚持有机的、技术性的、文本的、神话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线索（这些线索构成了世界的肌体）之不可分割的交织。
1969年，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将其假说命名为盖娅（Gaia），即太阳的第三颗行星，我们的家园，是一个“涉及地球生物圈、大气层、海洋与土壤的复杂实体；整体构成了一个反馈或控制论系统，为这颗星球上的生命谋求最佳的物理和化学环境”。洛夫洛克是英国的独立气相色谱法专家，也是电子捕获探测器的发明者，20世纪60年代，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担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旅行者计划的顾问，设计一种探测火星上是否有生命的手段。该项目的根本问题在于定义什么构成了生命，以及思考如何在火星上探测生命，这为思考地球上的生命提供了新的视角。洛夫洛克与正在评估火星生命探测的各种方案的逻辑与信息可行性的戴安·希区柯克（Dian Hitchcock）合作，通过寻找持续的熵对抗（entropy-defying）失衡，发展出了通过大气分析感知生命的概念。
但在1965年，美国国会放弃了火星探测计划，尽管后来又在“维京号（Viking）”计划中恢复了这项探险事业。20世纪60年代中期，太空探索陷入低谷，受益于石油巨头壳牌公司提供的自由的研究环境，洛夫洛克得以研究化石燃料造成的空气污染。跨国资本很少采用以限制科技精英的知识自由为形式的决策。恰恰相反；没有人比他们更了解这种自由的把戏对于动态成藏策略（dynamic accumulation strategies）的重要性。洛夫洛克从这一视角处理污染问题——即大气是一种生物圈延伸的自适应机制。扰动必须作为自调节系统的一部分而被研究，在这一系统中，对于毒素的补偿性变化反应很可能会产生新的动态稳定状态，从而极大地改变地球的物种构成。对于全球大气的研究是在赛博格世界中为宜居环境而斗争的起源。
根据对地球大气中气体成分的测量，洛夫洛克推断，所观测到的成分不可能仅靠化学过程来维持。地球大气层呈现出惊人的不平衡，这不仅表明它是生物生命过程的产物；更重要的是，这种规模的不平衡暗示大气是一种生命系统的延伸，这种生命系统有计划地维持一个最适宜的环境以支持其自身。简而言之，整个地球是一个动态的、自调节的、内平衡的系统 ；地球，连同它所有相互交织的层次和每一个关节连结的部分，从这颗行星搏动的表皮到其轰鸣着的气态表膜，本身就是有生命的。洛夫洛克是一位成长于太空计划和跨国能源工业的系统工程师，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接受了控制论的熏陶，他的认识来源于他的这些经历，而不是对冷战军工复合体及其父权制技术的一种素食女权主义的直觉式迷之怀疑。洛夫洛克的“地球自身就是一个赛博格，是一个复杂的自体创生的系统”，最终模糊了地质的、有机体的以及技术的之间的界限——是其他赛博格的自然生境与跳板（launching pad）。
正如1956年的经典电影《天外魔花》中的豆荚人，看起来与（还没有被异种生物和物种转换信息的传染性巨型外星种子载体转化的）人类毫无差别，——人们无法通过观察看出地球及其居民已经变成了赛博格。洛夫洛克预见性的观点所隐含的转变存在于意义的肉质组织（fleshy tissues）中。整个地球，一个控制论的有机体，一个赛博格，并不只是一个由血肉和金属焊接而成的怪异玩意儿，只配得上在一个糟糕的电视节目中短暂登场。正如洛夫洛克所意识到的，控制论的盖娅，更准确地说，是地球从她能够被看到的最佳位置——从外部、上方看起来的那样。盖娅不是整个地球自我认识的形象，而是她在一次伟大旅程的史诗之中的发现，实际上，是她的原本构造（literal constitution）。从地外视角发出的信号，比如太空飞船的摄影眼，通过信息处理机器被传递和翻译，这些机器是由有着一种贪得无厌的能源消费，以及航空人科文化（space-faring hominid culture）的成员建造的，它们自称人类（Mankind）。根据其自我定义，人类（Man）是正全球化的，因此也是全球性的物种。建立了符号学和物理学技术以看到盖娅的人们成为了全球性的物种，他们通过建立知识的具体实践来认识自己。这一物种依赖于一种进化的叙事技术，这一技术戏剧性地建立在从原始狩猎者挥舞的第一把工具-武器雏形，到将他自身转化为向其他世界播种的强大工具-武器这一过程中。为了看到盖娅，人类学会把他自己身体上地定位为一个地外观察者，回望他的地球子宫和母体。赛博格这一视角是照其本来面目的（literal）、物质的和技术的；它是已建成的、被定位的和特定的——就像所有制造意义的装置一样。无论它是什么，赛博格的视角总是关于通讯（communication）、传染、性别（gender）、类型（genre）、物种、交往（intercourse）、信息和符号学。
人类的物质性虚构，他的那些鲜活的原始传说，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想象技术。1967年11月9日，阿波罗4号从距离地表9850海里的高空向地球发回了第一张美国国土的全貌图像。一张家庭快照——瑞典摄影师伦纳德·尼尔森（Leonard Nilsson）1977年出版《一个孩子的诞生》（A Child Is Born）前的那张著名的、灿烂的、轰动全球的、金光闪闪的、外星般的、孕育中的人类胎儿的照片——已经家喻户晓——从内华达核试验场抗议者的T恤，到《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的封面，再到Maxis公司基于盖娅假说的畅销电脑游戏《模拟地球》（SimEarth）的包装。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地球全景类似于种苗目录（一种用以查找公司出售的种子和植物信息的图书——译注）上的一张照片。一颗未来的种子，浓缩了一代人过去行为的无穷级数的所有潜能，闪闪发光，被云包裹着的整个地球就像一颗巨大而甘美的番茄，在石油工业所拥有的大型种子公司的营销装置的帮助下，被种植在世界各地，并承诺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夏天品尝到全部的浓郁口味。
和盖娅一样，终结者也是一种赛博格。但强化战士的族系将盖娅所拥有的矛盾且繁杂的、竞争的、宽频的、符号学的充盈，压缩至一束含义具体的激光聚焦线。就像盖娅一样，在幻想与现实中的各类怪诞赛博格武器的增殖，也发生在肆虐的跨国资本、崛起的技性科学（technoscience）与构成性军事化的后二战民族国家的多裂子宫（multi-lobed wombs）中。但终结者是一种儿童武器玩具，或许“男人-猎人”（Man-the-Hunter）[芝加哥大学在1966年召开了“男人，猎人”（Man the Hunter）研讨会，会议内容的男性中心主义与对性别分工的偏见饱受诟病——译注]并没有真正预料到，他会通过火山灰化石和邮递的外空月尘——二战美国的起源和探索故事，来开辟他的宏大探险叙事。终结者远非只是20世纪90年代一个阳刚电影男星的变形躯体：终结者是后现代文化面孔上的野兽标记，是同一（the Same）之神圣形象的符号。终结者的形象似乎呈现多种形式。[1]终结者是一种在它所有无限却自我同一的（self-identical）变体之中自足的、自生成的“工具”。它可以是赛博强化的空军驾驶舱中，信息机器与人类战士之间兄弟会般的血肉情谊，也可以是那些——同样或者更——盈利的商业化赛博格主题乐园和虚拟现实游戏厅的试点项目，遵循从军事实践到民用经济的技术大转移策略，是赛博格世界的一大特征。或者，强化武器还可以是被称作“智能炸弹”（即导引炸弹——译注）的全信息机（all-information-machine）版本，它在“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的警察行动中制造了如此引人注目的节目效果。终结者，就像一个去语境化的发光胚胎，仿佛是我们的大救星；实际上，这是它最受人喜爱的和最迷人的变体。和盖娅一样，水银（变幻无形的）终结者也可能是未来种子包装上的图像。我们似乎仍然渴望它那强化了的闪耀果实。
现在是时候从过于真实、理想的赛博格战士，转向被植入赛博控制装置的实验室小白鼠那卑贱、临死的（decidedly mortal）形象了。就像所有的赛博格一样，这只小白鼠也拥有某些额外的东西，一种过剩的征兆，标志着这种生物以某种方式“超越”（trans）了曾经被计入“正常”和“自然”的事物。“赛博格”一词是曼弗雷德·克纳斯（Manfred E. Clynes）和内森·克莱恩（Nathan S. Kline）于1960年创造的术语，用来指称能够在地外环境生存的强化人，以适应一个包含盖娅与终结者的世界。[2]他们设想，在下一个伟大的技术人本主义挑战——太空航行——中将会需要赛博格的人机混合体。大多数西方人本主义和技术叙事都构成性地彼此依存：否则人类还能如何创造自己？杜邦公司的这一理念是对的：“更好的产品，为了更好的生活。”克纳斯是一名生理仪器和电子数据处理系统的设计师，同时也是纽约罗克兰州立医院“动态模拟实验室”（Dynamic Simulation Laboratory）的首席研究科学家。而身为罗克兰州立医院研究所主任的克莱恩，是一名临床精神病学家。他们的论文基于在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美国空军航空医学院举办的航空心理生理学层面研讨会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他们醉心于控制论，认为赛博格是“自调节的人机系统”。漫游太空的赛博格就像微型化的、独立的（self-contained）盖娅。克纳斯和克莱恩的首批赛博格之一，是某种关于盖娅-人（Gaia-Man）的试验性项目，即普通的实验用小白鼠，被植入了一个渗透泵，用来持续注入化学物质，以改变和调节体内平衡。这只啮齿动物的照片被刊登在一篇以其本体论的赛博格状态命名的文章中。这张照片属于人类（Man）的家庭相册。
从欧洲帝国探险时代帆船上偷渡的老鼠开始，在西方技性科学伟大征程的叙事中，是啮齿动物首先进入了未知领域。变形人奥多（Odo）是联邦“深空九号”空间站的安全主管，在这部电视剧早期的一集中，他甚至把自己变形成老鼠的样子，只为更好地观察虫洞入口不明了的交通情况，而这一虫洞正是通往未知太空领域的大门。人类学家黛博拉·希斯（Deborah Heath）研究基因技术文化的多个方面，她告诉我，人们热切寻找的人类乳腺癌候选基因之一已经被试图分离和测序它的研究小组命名为奥多。与此同时，“深空九号”拥有灵活的机身，非常适合于降低20世纪90年代新世界秩序中技术至上的美国佬的期望值。我实在记不得在《星际迷航》的前几代故事中，进取号星舰上有任何老鼠，无论是变形的外星人还是别的什么。
20世纪60年代，在罗克兰州立医院，人类精神病患者也是神经化学植入物和遥测监控精神病学研究的一部分，这是我从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的拨款提案中了解到的事实，当时我正在美国研究用非人类灵长类动物制作人类疾病的模型系统。克莱恩与纽约的精神病学研究基金会有关联，该基金会是一个旨在促进饱受争议的精神药理学研究的组织。南希·坎贝尔（Nancy Campbell）在其关于美国药物和成瘾话语史的著作中详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此类研究与冷战议程（包括中央情报局赞助的行为控制研究）的吻合之处。自由派的慈善基金会，尤其是梅西基金会（the Macy Foundation）——在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对控制论作为跨学科领域的形成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自由地参与其中。杰夫·鲍克（Geof Bowker）分析了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技术和大众文化与所有控制论的事物交织在一起的无数路径。玛姬·皮尔西（Marge Piercy）在她具有变革意义的女权主义科幻小说《时间边缘的女人》中，以罗克兰州立医院的研究为背景，对精神病人进行了大脑植入实验。受皮尔西的影响，我在《赛博格宣言》中将赛博格当作一种——为科学研究的分析（science-studies analyses）和女权主义理论所重塑的——渎神的反种族主义女权主义形象。皮尔西在《他、她和它》一书中发展了她对作为爱人、朋友、客体、主体、武器和魔像（golem）的赛博格的思考。她的赛博格和我的赛博格都“跨”（trans）了它们的起源，反抗它们作为武器和自动控制装置的初始身份，从而试图对美国文化中给予人——以及其他生物和机器——能动性和自决权的承诺提出质疑。
渺小的“混毛虫”（Mixotricha paradoxa）不是生存在浩瀚的星际空间（20世纪50年代的赛博格老鼠被符号地与之绑定）中，而是生活在白蚁肠道的黑暗通道里，对于标准自然史关于——生活在盖娅多形态肉身的缝隙和体液中的——赛博格生命的统一性和能动性的描述而言，它可能是最“跨”的。赛博格是一种特定类型的对分界的打破，它搅乱了具体历史中人们——关于什么被算作对该文化的自然-技术演变叙事至关重要的区分类别——的故事。混毛虫正是逾越这类分界的能手。与这篇前言中的其他实体一样，如果没有跨国技性科学的所有物质化工具、话语和政治经济——从扫描电子显微镜到分子遗传分析，从进化理论，到货币和人口的流通，混毛虫就无法与《赛博格手册》的世界共生。马萨诸塞大学的生物学家林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曾向我介绍混毛虫的“类型-混杂”（genre-confounding）天赋，她恰好也是“盖娅假说”的创立者之一。她和她的儿子对生命本质的描述精彩地揭示了自体创生的地球的痛苦。这些作者将技术、有机存在和无机自然编织在一起，拼凑成一个彻底唯物主义的、彻底动态的生物圈。他们笔下的技术生物圈（techno-biosphere）是一种赛博格郊狼或妖精（trickster），并非无害的存在，虽不受我们控制，但也并非超出我们控制（我们的实践很重要，赛博格也是我们的肉体），我们——与他们大量描述的八仙过海的原核生物和稀奇古怪的原生生物一起——被宿命地嵌入其中。他们既拒绝技术决定论（无论是文化-工业式的还是生物-遗传式的），也拒绝“回归自然”的神秘主义。马古利斯和萨根在《生命是什么？》（What Is Life?）里对整个地球纪事中的资本流动、政治和文化具体问题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贫乏的，更谈不上对资本主义和技性科学已形成的“行星代谢”（planetary metabolism）机制的批判。[3]《生命是什么？》中充满了避开西方自然史传统及其连体双胞胎——所谓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的陷阱的方法：人本主义的傲慢、对机器的妖魔化（demonology）以及“我们已经知道一切”的无聊确信。“机器是人类不可分割的延伸”（一种延伸的表型），以及“坚持物质与感觉、意识与历史的紧密结合”，这些论点对我来说都是令人信服的，不得不说，在这些议题上我一直是一个信徒。马古利斯和萨根提供了一种历史叙事——未来充满嬗变（metamorphoses），却没有天启（apocalypses）。“我们”的身体确实是榛莽（weedy）而杂交的（promiscuous）——地球一直在播种。
混毛虫是尤其适应这一版本整个地球的居民。以林恩·马古利斯和多里昂·萨根（Dorion Sagan）早先的著作《性的起源：基因重组的30亿年》（Origins of Sex：Three Billion Years of Genetic Recombination）为指引，我将以一个关于有细胞器细胞的杂交起源的故事作为结尾，来探讨在一个有前景的、并非无害的盖娅-赛博格自然史实践中，什么算得上是一个一体的单位。有细胞器的细胞被称为“真核细胞”；它们具有膜结合的细胞核和其他分化的内部结构。细菌等“原核生物”没有细胞核来储存遗传物质，而是将它们的DNA裸露在细胞内。在现代南澳大利亚白蚁的后肠中，存在着一种名为“混毛虫”（Mixotricha paradoxa）的生物，这是一种混乱的（mixed-up）、矛盾的、微小的“毛发”（hair/trichos）。这种丝状的小生物嘲弄了边界、防御、独一的——试图保卫自己的基因投注的——自我概念。我们提出的问题很简单：什么构成了混毛虫？在一只食木昆虫拥挤的后肠中，原生生物从哪里停止，其他生物又从哪里开始？在生物的五界分类中，原生生物是原生生物界（Protoctista）的成员，由“微生物及其由多个异源基因组构成的较大的后代”组成。原生生物不属于植物界、动物界、真菌界或细菌界，而是自成一个界，包括藻类、粘菌、纤毛虫和变形虫等等。“多个异源基因组”是我对这些丰富而巴洛克式精巧的生物感到愉悦的原因。[4]植物、动物和真菌都起源于这样的开端。混毛虫吊诡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在开端方面对我们有何启示？最后，这样的生命形式如何帮助我们解决本前言开头提出的具有倾向性的问题？
混毛虫是一种有核微生物，有五种不同的内外部原核共生体，包括两种运动螺旋体（motile spirochetes），它们以不同程度的结构和功能与宿主整合在一起。这五种原核生物中约有一百万个“个体”（individuals），与有核生物生活在一起，或生活在其上，或生活在其中，因此有了“Mixotricha”（混毛）这个通用名称。这一名称的实质似乎意味着一种个体性（该名称的基础），一定会让任何严肃的宇宙唯名论者高潮。当这些堆积体（congeries）的数量达到几百万时，宿主就会分裂；然后就有了二——或二的十多次方。所有相关联的生物都生活在一种“专性联邦”（obligate confederacy）中。它们都是机会主义者，以无数种方式嵌套进彼此的组织中，这使得像“竞争与合作”“个体与集体”这样的词语都被扫进苍白隐喻和糟糕本体论的垃圾堆。从马古利斯和萨根“共生遗传”（symbiogenetic）的观点来看，混毛虫的这种联邦是生命历史的基础。这样的联盟可能会反复出现。这种连结往往涉及基因交换或重组，而基因交换或重组的历史又可以追溯到最早的细菌，它们必须在紫外线的基因伤害（gene-damaging）环境中幸存下来，因为那时并无有氧大气来保护它们。 “显而易见，基因重组最初是古代DNA分子庞大卫生服务系统（health delivery system）的一部分。一旦产生了健康的重组体，它们就保留了重组不同来源基因的能力。只要选择作用于重组体，选择压力也会保留重组机制”。我喜欢把基因交换当作一种对晒伤的预防。这让我们看清了向阳的西方（heliotropic West）。
像混毛虫这样的原生生物似乎在过程中展现出一种无处不在，与改变生命的事件相关联，这些事件将运动的、利用氧气的或光合作用的细菌带入其他细胞，也许最初是为了伺机寻找一份有营养的食物或进行代谢处理的安全媒介。一些捕食者在猎物体内安家落户，并建立了相当的能量与信息交换经济。线粒体是将呼吸酶整合进膜结构中的用氧细胞器，很可能以这种方式加入了现在的细胞。“随着时间的推移，猎物内部的敌人进化成了微生物客人，最后，又进化成了给予帮助的借宿亲戚。由于有大量的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化学证据支持这些模型，今天的线粒体最好被看作在其他细胞内进化的细胞的后代”。
在不同的整合层次上，异质联合的故事在多种尺度上重复了很多次。“以动物、植物、真菌和原生生物形式存在的真核细胞克隆似乎分享同一个共生史。……从进化的角度来看，第一批真核生物是由细菌组成的松散邦联（confederacies），经过不断的整合，变成了可识别的原生生物，即单细胞的真核细胞……最早的原生生物可能更像细菌群落/共同体（bacterial communities）……起初，每个自创生的（autopoietic）[自我维持的]群落/共同体成员复制其DNA、分裂，并以一种几乎非正式的方式与其他成员保持联系。这里的‘非正式’指的是这些邦联中搭子（partners）的数量：它们是多变的”。的确，它们是多变的。这种多变依赖于一种不同于《终结者》的无休止重复的叙事结构。混毛虫是榛莽丛生的盖娅的一个标志（logo），在这里，跨国的农业综合企业（agribusiness）的单作制（monocultures）和将生物多样性转化为生物技术出售的资本化热潮，至少在叙事和形象上遇到了阻碍。
毫无疑问，如果要让太阳系第颗三行星上的赛博格公民们享受到比新世界秩序极其逾越的灵活性（transgressive flexibility）更好的东西，我们必须做的不仅仅是改变故事和形象。我喜欢讲故事，并且我认为生物学是公民学的一个分支。我知道我继承了自然史学家和实验科学家的悠久传统，在这一事业中，我也知道我的故事，以及我情愿或不情愿的科学家线人的故事，都是极其（令人痛苦的）特定的历史和文化——无论承认与否。自然，我的故事都是真实的，或者至少它们的目的是真实的，而且是同时在多个维度上是真实的。我希望这种真实是情景化的（situated）、有责任的，并因此能够以权力敏感（power-sensitive）的方式与世界的其他版本、与世界的物质化进行互动。 我的这些故事并不是公正的（impartial）；它们只针对某些生命方式，而不是其他的生命方式。我认为这一特征使我的叙述处于一般技性科学实践的正中间。事实与虚构、修辞与技术、分析与讲故事之间的连接比那些不愿认真对待科学领域——以及其他各种“硬”（hard）解释——的叙事实践之人所允许的要更加紧密。即便如此，改变故事也是一项更大任务的一部分，即调动各种装置来生产将被算作“全球”和“我们”的东西。我认为，如今生活在地球上的大多数人都无法选择不生活在（以及不被之塑造）极其物质的和想象的装置之中，这些装置将“我们”变成赛博格，使我们的家园变成无比巨大的全球化空间中的地图，这一全球化空间直接来自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卡姿兰大眼睛所目睹的控制论盖娅。全球性和普遍性并不是先在的（pre-existing）经验主义性质；而是令人深感忧虑的、危险的，然而却不可避免的发明。
赛博格是探索这些发明（它们为谁服务，如何被重构）的一个形象。赛博格不会一成不变。在已经存在的数十年里，它们已经在事实和虚构中转变为了二阶实体，如基因组数据库和电子数据库，以及被称为“赛博空间”（cyberspace）的区域的其他居民。 生命正处于像数据库这样奇特的准-对象（quasi-objects）的危险之中；它们构造了可能世界的信息学，也构造了过于真实（all-too-real）的世界的信息学。无论我们的注意力和行动是针对劳动制度、性配置（sexual configurations）、疾病和健康的回路（circuits）、银行业巫术、食物的轨迹和获取食物的途径、政治组织、宗教异象（religious visions）、虚拟现实和通过互联网符号化的时空压缩、种族形成（racial formations）、现实或“现实引擎”（the Reality EngineTM）、严肃的商业或世界-塑造游戏，赛博格的形象都有办法转染（transfecting）、传染（infecting）一切。无论我们是否愿意，这本手册都是一本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身不由己地栖居于其中的——赛博格世界的宝贵指南。我认为，这本手册是实现伊丽莎白·伯德（Elizabeth Bird）（内布拉斯加州农村事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在她的口号中呼吁的“赛博格，为尘世生存而努力！”（Cyborgs for Earthly Survival\!）的一种工具。
注 释
[1] 关于真实生活中军用赛博格的分析概况，请参阅Gray, Chris Hables \(1991\) Computers as Weapons and Metaphors: The U.S. Military 1940-90 and Postmodern War. Ph.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作为武器和隐喻的计算机：美军》）。关于赛博格世界中的机器与主体性，请参阅Edwards, Paul N. \(1995\) The Closed World: Computers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in Cold War America.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封闭的世界：冷战时期美国的计算机与话语政治》）。
[2] 这本手册的编辑克里斯·格雷（Chris Gray）先前向我展示了克纳斯和克莱恩的作品。
[3] 我要感谢林恩·马古利斯给我阅读了《生命是什么？》的原稿。
[4] 我从不喜欢空洞无物的观点，我注意到，就在我写这篇序言的时候，我正试图借助一种商品——双碘喹啉，将一种变形虫从我自己的肠道中驱逐出去，这种商品由一家新泽西的制药公司出售，并由我的保健机构所购买。我们北美人猿（hominids），至少是那些拥有完善医疗保险的富人，对我们的有机共生体，比地球上大多数居民要更讲究。然而，我们对赛博格的共生体却不那么挑剔，这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种威胁。
本文转自 | 暴风骤雨
赛博格与共生体：新世界秩序下的共同生活
唐娜·哈拉维 著，盲动 译，
本文为 _The Cyborg Handbook_ （1995）序言 ，
转自“盲信”公众号
盖娅——这蓝绿相间的、完整的、活的、自我维持的（self-sustaining）、自调适的、自体创生的（auto-poietic）大地——与终结者——这凝结的金属、变形的、赛博强化的战士，在裸露的地表景观和地外真空（某个可怕的未来）作战——两者乍一看仿佛各自属于互不兼容的宇宙。此类存在仿佛栖息于不可通约的时空领域，并且为了其描述与叙事，需要不同的文学和历史时空体（chronotopes）。这些实体似乎不能共享相同的演化史。同样，世界上第一只被称作“赛博格”（cyborg）的生物——20世纪50年代末在纽约罗克兰州立医院的一只实验室小白鼠（为了改变其生理参数，体内被植入了一个微型渗透泵，以受控制的速率注射化学物质）——似乎与自然存在的微生物混毛虫（Mixotricha paradoxa，一种栖居于某种南澳大利亚白蚁的后肠中的原生生物）并没有亲缘关系。被植入物体的老鼠与钢铁-血肉之躯的战士似乎是典型的赛博格，是“新世界秩序”宣传运动的完美后现代代言人。 当然，整个大地以及她的自然后嗣拥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本体论。但是，这四个实体——以（乱伦地）生下泰坦神的希腊女神命名的被云层包裹着的整个大地、电影里未来的机械强化战士、精神病医院里的赛博格老鼠、以及有着奇妙拉丁语名的微生物——都是同一个后二战宗族中的成员。这一宗族同样也是全球化新秩序下的人类大家庭。这一秩序形成于冷战和太空竞赛的聚变反应，形成于第二个基督教千年后半世纪动荡的全球资本流动。将全球大家庭连结在同一个生成性矩阵（generative matrix）中的实践不仅仅是幻想的隐喻式天马行空；这些实践同时也是技术科学——极具物质性与不可还原的虚构性的——毁灭世界与建设世界的过程。
芜杂的混合与熔合的产物——大地女神、终结者、增强型耗子以及白蚁的寄生物，这一切都要求我们思考如下三个基本的问题：在新世界秩序下的共同生活有何条件？谁将会找到得以宜居的那一条件？以及，应该做些什么？让我们通过更仔细地考察前文我提及的四种赛博格存在，悄悄接近这些具有倾向性的问题。这种叙事存在于启迪性的自然史传统之中，或者更贴切地说，存在于自然-技术史传统之中；为接下来内容丰富的手册（指《赛博格手册》，The Cyborg Handbook——译注）作了序言。我的内爆了（imploded）的叙事坚持有机的、技术性的、文本的、神话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线索（这些线索构成了世界的肌体）之不可分割的交织。
1969年，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将其假说命名为盖娅（Gaia），即太阳的第三颗行星，我们的家园，是一个“涉及地球生物圈、大气层、海洋与土壤的复杂实体；整体构成了一个反馈或控制论系统，为这颗星球上的生命谋求最佳的物理和化学环境”。洛夫洛克是英国的独立气相色谱法专家，也是电子捕获探测器的发明者，20世纪60年代，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担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旅行者计划的顾问，设计一种探测火星上是否有生命的手段。该项目的根本问题在于定义什么构成了生命，以及思考如何在火星上探测生命，这为思考地球上的生命提供了新的视角。洛夫洛克与正在评估火星生命探测的各种方案的逻辑与信息可行性的戴安·希区柯克（Dian Hitchcock）合作，通过寻找持续的熵对抗（entropy-defying）失衡，发展出了通过大气分析感知生命的概念。
但在1965年，美国国会放弃了火星探测计划，尽管后来又在“维京号（Viking）”计划中恢复了这项探险事业。20世纪60年代中期，太空探索陷入低谷，受益于石油巨头壳牌公司提供的自由的研究环境，洛夫洛克得以研究化石燃料造成的空气污染。跨国资本很少采用以限制科技精英的知识自由为形式的决策。恰恰相反；没有人比他们更了解这种自由的把戏对于动态成藏策略（dynamic accumulation strategies）的重要性。洛夫洛克从这一视角处理污染问题——即大气是一种生物圈延伸的自适应机制。扰动必须作为自调节系统的一部分而被研究，在这一系统中，对于毒素的补偿性变化反应很可能会产生新的动态稳定状态，从而极大地改变地球的物种构成。对于全球大气的研究是在赛博格世界中为宜居环境而斗争的起源。
根据对地球大气中气体成分的测量，洛夫洛克推断，所观测到的成分不可能仅靠化学过程来维持。地球大气层呈现出惊人的不平衡，这不仅表明它是生物生命过程的产物；更重要的是，这种规模的不平衡暗示大气是一种生命系统的延伸，这种生命系统有计划地维持一个最适宜的环境以支持其自身。简而言之，整个地球是一个动态的、自调节的、内平衡的系统 ；地球，连同它所有相互交织的层次和每一个关节连结的部分，从这颗行星搏动的表皮到其轰鸣着的气态表膜，本身就是有生命的。洛夫洛克是一位成长于太空计划和跨国能源工业的系统工程师，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接受了控制论的熏陶，他的认识来源于他的这些经历，而不是对冷战军工复合体及其父权制技术的一种素食女权主义的直觉式迷之怀疑。洛夫洛克的“地球自身就是一个赛博格，是一个复杂的自体创生的系统”，最终模糊了地质的、有机体的以及技术的之间的界限——是其他赛博格的自然生境与跳板（launching pad）。
正如1956年的经典电影《天外魔花》中的豆荚人，看起来与（还没有被异种生物和物种转换信息的传染性巨型外星种子载体转化的）人类毫无差别，——人们无法通过观察看出地球及其居民已经变成了赛博格。洛夫洛克预见性的观点所隐含的转变存在于意义的肉质组织（fleshy tissues）中。整个地球，一个控制论的有机体，一个赛博格，并不只是一个由血肉和金属焊接而成的怪异玩意儿，只配得上在一个糟糕的电视节目中短暂登场。正如洛夫洛克所意识到的，控制论的盖娅，更准确地说，是地球从她能够被看到的最佳位置——从外部、上方看起来的那样。盖娅不是整个地球自我认识的形象，而是她在一次伟大旅程的史诗之中的发现，实际上，是她的原本构造（literal constitution）。从地外视角发出的信号，比如太空飞船的摄影眼，通过信息处理机器被传递和翻译，这些机器是由有着一种贪得无厌的能源消费，以及航空人科文化（space-faring hominid culture）的成员建造的，它们自称人类（Mankind）。根据其自我定义，人类（Man）是正全球化的，因此也是全球性的物种。建立了符号学和物理学技术以看到盖娅的人们成为了全球性的物种，他们通过建立知识的具体实践来认识自己。这一物种依赖于一种进化的叙事技术，这一技术戏剧性地建立在从原始狩猎者挥舞的第一把工具-武器雏形，到将他自身转化为向其他世界播种的强大工具-武器这一过程中。为了看到盖娅，人类学会把他自己身体上地定位为一个地外观察者，回望他的地球子宫和母体。赛博格这一视角是照其本来面目的（literal）、物质的和技术的；它是已建成的、被定位的和特定的——就像所有制造意义的装置一样。无论它是什么，赛博格的视角总是关于通讯（communication）、传染、性别（gender）、类型（genre）、物种、交往（intercourse）、信息和符号学。
人类的物质性虚构，他的那些鲜活的原始传说，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想象技术。1967年11月9日，阿波罗4号从距离地表9850海里的高空向地球发回了第一张美国国土的全貌图像。一张家庭快照——瑞典摄影师伦纳德·尼尔森（Leonard Nilsson）1977年出版《一个孩子的诞生》（A Child Is Born）前的那张著名的、灿烂的、轰动全球的、金光闪闪的、外星般的、孕育中的人类胎儿的照片——已经家喻户晓——从内华达核试验场抗议者的T恤，到《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的封面，再到Maxis公司基于盖娅假说的畅销电脑游戏《模拟地球》（SimEarth）的包装。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地球全景类似于种苗目录（一种用以查找公司出售的种子和植物信息的图书——译注）上的一张照片。一颗未来的种子，浓缩了一代人过去行为的无穷级数的所有潜能，闪闪发光，被云包裹着的整个地球就像一颗巨大而甘美的番茄，在石油工业所拥有的大型种子公司的营销装置的帮助下，被种植在世界各地，并承诺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夏天品尝到全部的浓郁口味。
和盖娅一样，终结者也是一种赛博格。但强化战士的族系将盖娅所拥有的矛盾且繁杂的、竞争的、宽频的、符号学的充盈，压缩至一束含义具体的激光聚焦线。就像盖娅一样，在幻想与现实中的各类怪诞赛博格武器的增殖，也发生在肆虐的跨国资本、崛起的技性科学（technoscience）与构成性军事化的后二战民族国家的多裂子宫（multi-lobed wombs）中。但终结者是一种儿童武器玩具，或许“男人-猎人”（Man-the-Hunter）[芝加哥大学在1966年召开了“男人，猎人”（Man the Hunter）研讨会，会议内容的男性中心主义与对性别分工的偏见饱受诟病——译注]并没有真正预料到，他会通过火山灰化石和邮递的外空月尘——二战美国的起源和探索故事，来开辟他的宏大探险叙事。终结者远非只是20世纪90年代一个阳刚电影男星的变形躯体：终结者是后现代文化面孔上的野兽标记，是同一（the Same）之神圣形象的符号。终结者的形象似乎呈现多种形式。[1]终结者是一种在它所有无限却自我同一的（self-identical）变体之中自足的、自生成的“工具”。它可以是赛博强化的空军驾驶舱中，信息机器与人类战士之间兄弟会般的血肉情谊，也可以是那些——同样或者更——盈利的商业化赛博格主题乐园和虚拟现实游戏厅的试点项目，遵循从军事实践到民用经济的技术大转移策略，是赛博格世界的一大特征。或者，强化武器还可以是被称作“智能炸弹”（即导引炸弹——译注）的全信息机（all-information-machine）版本，它在“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的警察行动中制造了如此引人注目的节目效果。终结者，就像一个去语境化的发光胚胎，仿佛是我们的大救星；实际上，这是它最受人喜爱的和最迷人的变体。和盖娅一样，水银（变幻无形的）终结者也可能是未来种子包装上的图像。我们似乎仍然渴望它那强化了的闪耀果实。
现在是时候从过于真实、理想的赛博格战士，转向被植入赛博控制装置的实验室小白鼠那卑贱、临死的（decidedly mortal）形象了。就像所有的赛博格一样，这只小白鼠也拥有某些额外的东西，一种过剩的征兆，标志着这种生物以某种方式“超越”（trans）了曾经被计入“正常”和“自然”的事物。“赛博格”一词是曼弗雷德·克纳斯（Manfred E. Clynes）和内森·克莱恩（Nathan S. Kline）于1960年创造的术语，用来指称能够在地外环境生存的强化人，以适应一个包含盖娅与终结者的世界。[2]他们设想，在下一个伟大的技术人本主义挑战——太空航行——中将会需要赛博格的人机混合体。大多数西方人本主义和技术叙事都构成性地彼此依存：否则人类还能如何创造自己？杜邦公司的这一理念是对的：“更好的产品，为了更好的生活。”克纳斯是一名生理仪器和电子数据处理系统的设计师，同时也是纽约罗克兰州立医院“动态模拟实验室”（Dynamic Simulation Laboratory）的首席研究科学家。而身为罗克兰州立医院研究所主任的克莱恩，是一名临床精神病学家。他们的论文基于在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美国空军航空医学院举办的航空心理生理学层面研讨会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他们醉心于控制论，认为赛博格是“自调节的人机系统”。漫游太空的赛博格就像微型化的、独立的（self-contained）盖娅。克纳斯和克莱恩的首批赛博格之一，是某种关于盖娅-人（Gaia-Man）的试验性项目，即普通的实验用小白鼠，被植入了一个渗透泵，用来持续注入化学物质，以改变和调节体内平衡。这只啮齿动物的照片被刊登在一篇以其本体论的赛博格状态命名的文章中。这张照片属于人类（Man）的家庭相册。
从欧洲帝国探险时代帆船上偷渡的老鼠开始，在西方技性科学伟大征程的叙事中，是啮齿动物首先进入了未知领域。变形人奥多（Odo）是联邦“深空九号”空间站的安全主管，在这部电视剧早期的一集中，他甚至把自己变形成老鼠的样子，只为更好地观察虫洞入口不明了的交通情况，而这一虫洞正是通往未知太空领域的大门。人类学家黛博拉·希斯（Deborah Heath）研究基因技术文化的多个方面，她告诉我，人们热切寻找的人类乳腺癌候选基因之一已经被试图分离和测序它的研究小组命名为奥多。与此同时，“深空九号”拥有灵活的机身，非常适合于降低20世纪90年代新世界秩序中技术至上的美国佬的期望值。我实在记不得在《星际迷航》的前几代故事中，进取号星舰上有任何老鼠，无论是变形的外星人还是别的什么。
20世纪60年代，在罗克兰州立医院，人类精神病患者也是神经化学植入物和遥测监控精神病学研究的一部分，这是我从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的拨款提案中了解到的事实，当时我正在美国研究用非人类灵长类动物制作人类疾病的模型系统。克莱恩与纽约的精神病学研究基金会有关联，该基金会是一个旨在促进饱受争议的精神药理学研究的组织。南希·坎贝尔（Nancy Campbell）在其关于美国药物和成瘾话语史的著作中详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此类研究与冷战议程（包括中央情报局赞助的行为控制研究）的吻合之处。自由派的慈善基金会，尤其是梅西基金会（the Macy Foundation）——在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对控制论作为跨学科领域的形成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自由地参与其中。杰夫·鲍克（Geof Bowker）分析了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技术和大众文化与所有控制论的事物交织在一起的无数路径。玛姬·皮尔西（Marge Piercy）在她具有变革意义的女权主义科幻小说《时间边缘的女人》中，以罗克兰州立医院的研究为背景，对精神病人进行了大脑植入实验。受皮尔西的影响，我在《赛博格宣言》中将赛博格当作一种——为科学研究的分析（science-studies analyses）和女权主义理论所重塑的——渎神的反种族主义女权主义形象。皮尔西在《他、她和它》一书中发展了她对作为爱人、朋友、客体、主体、武器和魔像（golem）的赛博格的思考。她的赛博格和我的赛博格都“跨”（trans）了它们的起源，反抗它们作为武器和自动控制装置的初始身份，从而试图对美国文化中给予人——以及其他生物和机器——能动性和自决权的承诺提出质疑。
渺小的“混毛虫”（Mixotricha paradoxa）不是生存在浩瀚的星际空间（20世纪50年代的赛博格老鼠被符号地与之绑定）中，而是生活在白蚁肠道的黑暗通道里，对于标准自然史关于——生活在盖娅多形态肉身的缝隙和体液中的——赛博格生命的统一性和能动性的描述而言，它可能是最“跨”的。赛博格是一种特定类型的对分界的打破，它搅乱了具体历史中人们——关于什么被算作对该文化的自然-技术演变叙事至关重要的区分类别——的故事。混毛虫正是逾越这类分界的能手。与这篇前言中的其他实体一样，如果没有跨国技性科学的所有物质化工具、话语和政治经济——从扫描电子显微镜到分子遗传分析，从进化理论，到货币和人口的流通，混毛虫就无法与《赛博格手册》的世界共生。马萨诸塞大学的生物学家林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曾向我介绍混毛虫的“类型-混杂”（genre-confounding）天赋，她恰好也是“盖娅假说”的创立者之一。她和她的儿子对生命本质的描述精彩地揭示了自体创生的地球的痛苦。这些作者将技术、有机存在和无机自然编织在一起，拼凑成一个彻底唯物主义的、彻底动态的生物圈。他们笔下的技术生物圈（techno-biosphere）是一种赛博格郊狼或妖精（trickster），并非无害的存在，虽不受我们控制，但也并非超出我们控制（我们的实践很重要，赛博格也是我们的肉体），我们——与他们大量描述的八仙过海的原核生物和稀奇古怪的原生生物一起——被宿命地嵌入其中。他们既拒绝技术决定论（无论是文化-工业式的还是生物-遗传式的），也拒绝“回归自然”的神秘主义。马古利斯和萨根在《生命是什么？》（What Is Life?）里对整个地球纪事中的资本流动、政治和文化具体问题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贫乏的，更谈不上对资本主义和技性科学已形成的“行星代谢”（planetary metabolism）机制的批判。[3]《生命是什么？》中充满了避开西方自然史传统及其连体双胞胎——所谓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的陷阱的方法：人本主义的傲慢、对机器的妖魔化（demonology）以及“我们已经知道一切”的无聊确信。“机器是人类不可分割的延伸”（一种延伸的表型），以及“坚持物质与感觉、意识与历史的紧密结合”，这些论点对我来说都是令人信服的，不得不说，在这些议题上我一直是一个信徒。马古利斯和萨根提供了一种历史叙事——未来充满嬗变（metamorphoses），却没有天启（apocalypses）。“我们”的身体确实是榛莽（weedy）而杂交的（promiscuous）——地球一直在播种。
混毛虫是尤其适应这一版本整个地球的居民。以林恩·马古利斯和多里昂·萨根（Dorion Sagan）早先的著作《性的起源：基因重组的30亿年》（Origins of Sex：Three Billion Years of Genetic Recombination）为指引，我将以一个关于有细胞器细胞的杂交起源的故事作为结尾，来探讨在一个有前景的、并非无害的盖娅-赛博格自然史实践中，什么算得上是一个一体的单位。有细胞器的细胞被称为“真核细胞”；它们具有膜结合的细胞核和其他分化的内部结构。细菌等“原核生物”没有细胞核来储存遗传物质，而是将它们的DNA裸露在细胞内。在现代南澳大利亚白蚁的后肠中，存在着一种名为“混毛虫”（Mixotricha paradoxa）的生物，这是一种混乱的（mixed-up）、矛盾的、微小的“毛发”（hair/trichos）。这种丝状的小生物嘲弄了边界、防御、独一的——试图保卫自己的基因投注的——自我概念。我们提出的问题很简单：什么构成了混毛虫？在一只食木昆虫拥挤的后肠中，原生生物从哪里停止，其他生物又从哪里开始？在生物的五界分类中，原生生物是原生生物界（Protoctista）的成员，由“微生物及其由多个异源基因组构成的较大的后代”组成。原生生物不属于植物界、动物界、真菌界或细菌界，而是自成一个界，包括藻类、粘菌、纤毛虫和变形虫等等。“多个异源基因组”是我对这些丰富而巴洛克式精巧的生物感到愉悦的原因。[4]植物、动物和真菌都起源于这样的开端。混毛虫吊诡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在开端方面对我们有何启示？最后，这样的生命形式如何帮助我们解决本前言开头提出的具有倾向性的问题？
混毛虫是一种有核微生物，有五种不同的内外部原核共生体，包括两种运动螺旋体（motile spirochetes），它们以不同程度的结构和功能与宿主整合在一起。这五种原核生物中约有一百万个“个体”（individuals），与有核生物生活在一起，或生活在其上，或生活在其中，因此有了“Mixotricha”（混毛）这个通用名称。这一名称的实质似乎意味着一种个体性（该名称的基础），一定会让任何严肃的宇宙唯名论者高潮。当这些堆积体（congeries）的数量达到几百万时，宿主就会分裂；然后就有了二——或二的十多次方。所有相关联的生物都生活在一种“专性联邦”（obligate confederacy）中。它们都是机会主义者，以无数种方式嵌套进彼此的组织中，这使得像“竞争与合作”“个体与集体”这样的词语都被扫进苍白隐喻和糟糕本体论的垃圾堆。从马古利斯和萨根“共生遗传”（symbiogenetic）的观点来看，混毛虫的这种联邦是生命历史的基础。这样的联盟可能会反复出现。这种连结往往涉及基因交换或重组，而基因交换或重组的历史又可以追溯到最早的细菌，它们必须在紫外线的基因伤害（gene-damaging）环境中幸存下来，因为那时并无有氧大气来保护它们。 “显而易见，基因重组最初是古代DNA分子庞大卫生服务系统（health delivery system）的一部分。一旦产生了健康的重组体，它们就保留了重组不同来源基因的能力。只要选择作用于重组体，选择压力也会保留重组机制”。我喜欢把基因交换当作一种对晒伤的预防。这让我们看清了向阳的西方（heliotropic West）。
像混毛虫这样的原生生物似乎在过程中展现出一种无处不在，与改变生命的事件相关联，这些事件将运动的、利用氧气的或光合作用的细菌带入其他细胞，也许最初是为了伺机寻找一份有营养的食物或进行代谢处理的安全媒介。一些捕食者在猎物体内安家落户，并建立了相当的能量与信息交换经济。线粒体是将呼吸酶整合进膜结构中的用氧细胞器，很可能以这种方式加入了现在的细胞。“随着时间的推移，猎物内部的敌人进化成了微生物客人，最后，又进化成了给予帮助的借宿亲戚。由于有大量的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化学证据支持这些模型，今天的线粒体最好被看作在其他细胞内进化的细胞的后代”。
在不同的整合层次上，异质联合的故事在多种尺度上重复了很多次。“以动物、植物、真菌和原生生物形式存在的真核细胞克隆似乎分享同一个共生史。……从进化的角度来看，第一批真核生物是由细菌组成的松散邦联（confederacies），经过不断的整合，变成了可识别的原生生物，即单细胞的真核细胞……最早的原生生物可能更像细菌群落/共同体（bacterial communities）……起初，每个自创生的（autopoietic）[自我维持的]群落/共同体成员复制其DNA、分裂，并以一种几乎非正式的方式与其他成员保持联系。这里的‘非正式’指的是这些邦联中搭子（partners）的数量：它们是多变的”。的确，它们是多变的。这种多变依赖于一种不同于《终结者》的无休止重复的叙事结构。混毛虫是榛莽丛生的盖娅的一个标志（logo），在这里，跨国的农业综合企业（agribusiness）的单作制（monocultures）和将生物多样性转化为生物技术出售的资本化热潮，至少在叙事和形象上遇到了阻碍。
毫无疑问，如果要让太阳系第颗三行星上的赛博格公民们享受到比新世界秩序极其逾越的灵活性（transgressive flexibility）更好的东西，我们必须做的不仅仅是改变故事和形象。我喜欢讲故事，并且我认为生物学是公民学的一个分支。我知道我继承了自然史学家和实验科学家的悠久传统，在这一事业中，我也知道我的故事，以及我情愿或不情愿的科学家线人的故事，都是极其（令人痛苦的）特定的历史和文化——无论承认与否。自然，我的故事都是真实的，或者至少它们的目的是真实的，而且是同时在多个维度上是真实的。我希望这种真实是情景化的（situated）、有责任的，并因此能够以权力敏感（power-sensitive）的方式与世界的其他版本、与世界的物质化进行互动。 我的这些故事并不是公正的（impartial）；它们只针对某些生命方式，而不是其他的生命方式。我认为这一特征使我的叙述处于一般技性科学实践的正中间。事实与虚构、修辞与技术、分析与讲故事之间的连接比那些不愿认真对待科学领域——以及其他各种“硬”（hard）解释——的叙事实践之人所允许的要更加紧密。即便如此，改变故事也是一项更大任务的一部分，即调动各种装置来生产将被算作“全球”和“我们”的东西。我认为，如今生活在地球上的大多数人都无法选择不生活在（以及不被之塑造）极其物质的和想象的装置之中，这些装置将“我们”变成赛博格，使我们的家园变成无比巨大的全球化空间中的地图，这一全球化空间直接来自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卡姿兰大眼睛所目睹的控制论盖娅。全球性和普遍性并不是先在的（pre-existing）经验主义性质；而是令人深感忧虑的、危险的，然而却不可避免的发明。
赛博格是探索这些发明（它们为谁服务，如何被重构）的一个形象。赛博格不会一成不变。在已经存在的数十年里，它们已经在事实和虚构中转变为了二阶实体，如基因组数据库和电子数据库，以及被称为“赛博空间”（cyberspace）的区域的其他居民。 生命正处于像数据库这样奇特的准-对象（quasi-objects）的危险之中；它们构造了可能世界的信息学，也构造了过于真实（all-too-real）的世界的信息学。无论我们的注意力和行动是针对劳动制度、性配置（sexual configurations）、疾病和健康的回路（circuits）、银行业巫术、食物的轨迹和获取食物的途径、政治组织、宗教异象（religious visions）、虚拟现实和通过互联网符号化的时空压缩、种族形成（racial formations）、现实或“现实引擎”（the Reality EngineTM）、严肃的商业或世界-塑造游戏，赛博格的形象都有办法转染（transfecting）、传染（infecting）一切。无论我们是否愿意，这本手册都是一本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身不由己地栖居于其中的——赛博格世界的宝贵指南。我认为，这本手册是实现伊丽莎白·伯德（Elizabeth Bird）（内布拉斯加州农村事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在她的口号中呼吁的“赛博格，为尘世生存而努力！”（Cyborgs for Earthly Survival\!）的一种工具。
注 释
[1] 关于真实生活中军用赛博格的分析概况，请参阅Gray, Chris Hables \(1991\) Computers as Weapons and Metaphors: The U.S. Military 1940-90 and Postmodern War. Ph.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作为武器和隐喻的计算机：美军》）。关于赛博格世界中的机器与主体性，请参阅Edwards, Paul N. \(1995\) The Closed World: Computers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in Cold War America.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封闭的世界：冷战时期美国的计算机与话语政治》）。
[2] 这本手册的编辑克里斯·格雷（Chris Gray）先前向我展示了克纳斯和克莱恩的作品。
[3] 我要感谢林恩·马古利斯给我阅读了《生命是什么？》的原稿。
[4] 我从不喜欢空洞无物的观点，我注意到，就在我写这篇序言的时候，我正试图借助一种商品——双碘喹啉，将一种变形虫从我自己的肠道中驱逐出去，这种商品由一家新泽西的制药公司出售，并由我的保健机构所购买。我们北美人猿（hominids），至少是那些拥有完善医疗保险的富人，对我们的有机共生体，比地球上大多数居民要更讲究。然而，我们对赛博格的共生体却不那么挑剔，这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种威胁。
本文转自 | 暴风骤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