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磊 赛博格能理解蘑菇吗？跨物种民族志视野下的媒介之思
关键词 媒介人类学；跨物种民族志；人类世；赛博格；根茎；人工智能
一、引言
在这个巨变的时代，即使是“人类”这样的基础性概念都面临重新评估。回看历史，“人类世”（Anthropocene）提醒我们这一物种在最近百年内对地球造成的影响（尤其是负面影响）不亚于千万年的地质累积；前瞻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催生“赛博格”（Cyborg）与“后人类”（Posthuman），则挑战了人类作为碳基生物的构成，以及由此建构的同一性身份。那么，因“人类”而命名的“人类学”（Anthropology）是否也需要被重新衡量？
与此同时，“媒介”这一人类及生命体之间的连接物也亟须重新审视。传统的媒介概念偏重新闻媒体与大众媒体，尤其是它们在舆论、文化和社会共同体建构等方面的作用与效果。但是，如果我们把媒介扩展为“信息中介”，那么，从古老的原始语言到现代的传感器均属于媒介之列，它们共同构成了生命体与生存世界的联系纽带。人工智能带来的变化，绝不局限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这一点，它本身就依赖于万事万物的数字化、数据化与信息化，也成为互联网乃至万物互联的新中介。正如孙玮所指出的：“互联网激发的媒介再发现，并非原有媒介功能的增强，而是敞开理解媒介的多元视角，特别是非器具的、存在论层面的视角。”人工智能可以看作媒介再发现的新一轮推进。
人类学和媒介研究向来重视彼此。早在20世纪上半叶，在美国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城市调查中，来自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和对于移民媒介等问题的关注同样显著。在20世纪下半叶，英国文化研究者同样将民族志方法应用到大众流行文化的分析之中。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人类学家日益将媒介议题置于分析的核心，逐渐形成了媒介人类学的进路，同时，人类学家还主动采用媒介技术来开展研究与记录，催生了影像民族志等一系列策略。1993年，黛布拉·斯皮特尼克（Debra Spitulnik）还感叹说，尚未存在一种“大众媒介的人类学”。实际上，两者的相遇早已开启，并且形成了多线汇流的理论传统。郭建斌通过文献梳理，详细阐明了这一组传统的历史发展，总结出六个理论关键词，也为未来中国媒介人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石。从21世纪初开始，郭建斌、吴飞、孙信茹、杨星星、金玉萍等学者就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和乡村地区的媒介使用状况开展了人类学研究。近年来，人类学的视角与方法更被应用到社交媒体、游戏、粉丝圈等更广泛的文化领域。互联网成为人类学家与媒介研究者相遇的田野。技术成为互联网和未来媒介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科学技术研究（STS）的思想潮流也汇入媒介人类学的研究兴趣，带来了物质性、基础设施、界面、移动性、具身、行动者网络等新的研究激发点。例如，孙信茹和黄博从传统人类学对“物”的关注出发，将研究目光投向了数字情境中的“虚拟物”，强调了民族志方法的应用可能性。谢卓潇则通过一项视障者互联网使用的民族志考察，反思了技术界面中的“不可见政治”。在媒介人类学的发展中，需要格外强调的一点是，媒介既是人类学研究的田野，也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形成了一种双重联系。
人类学和媒介研究相遇之后的思想对话远未结束。在技术的颠覆性挑战面前，对“人类”与“媒介”两组概念的反思同时交相辉映。进入21世纪后，跨物种民族志（Multi-species ethnography）为人类学带来新的视野，也有可能为媒介研究，尤其是媒介人类学研究，带来新的拓展点。当人类从一个“空王座”式的中心位置退位，将自己与其他物种等量齐观，并寻找其中双向、互动、建构性和连接性关系的时候，知识图景猛然间迸发出不一样的生命活力。跨物种民族志带来了什么思考？它的核心理念对于“媒介”的双重联系有什么启示？在重新思考跨物种关系的努力下，媒介的想象力能否突破固有局限，走向开阔的新疆域？
二、跨物种民族志的兴起
2010年，《文化人类学》期刊发表了一组“跨物种民族志”的专题文章。编者伊本·柯克西（S. Eben Kirksey）和斯特凡·海姆雷希（Stefan Helmreich）在导言中说：“曾经，生物处于人类学的边缘地带，或是作为地理景观的一部分，或是作为人类的食物，或是作为符号而存在。在最近的人类学研究中，它们开始成为前景。动物、植物、真菌、细菌，曾在人类学的描绘中被归入赤裸生命之列，是可被杀死的生命，如今与人类一起进入政治生命的王国，成为可被树碑立传、有政治意义的生命了。”柯克西等人借用阿甘本的“赤裸生命”和“政治生命”分类法来说明“其他物种”的重新发现与讲述，正回应了阿甘本“人类机制”概念所揭示的生命等级制，并通过视角转换来取得突破。人类学家们研究了灵长类动物、马、蜜蜂、珊瑚、病毒，并把这些生命体（或类生命体）与人并置，思考它们在社会世界中的真正位置。
罗安清对于松茸的研究就是典型的跨物种民族志，与她并肩工作的还有“世界松茸小组”的同仁们。松茸及其他蘑菇是一种独特而有趣的生物，它们是丛生的、复数的、不可预知的，与其他生物形成共生关系，并且深深嵌入人类文化和经济关系之中。罗安清在《末日松茸：资本主义废墟上的生活可能》中讲述了一组复合型的故事，包括松茸采摘者的故事、全球松茸贸易的故事、自然保育的故事，以及松茸自己在全球漫游的故事。她说：“我想寻找一种以变动为本的生态学，多元物种能既和谐又无需争夺地一起生活。”松茸颠覆了种植园经济的基本模式，开启了一种在裂缝中实现自由的可能性。在松茸研究中，我们能看到唐娜·哈拉维对于物种相遇、赛博格政治和“奇异亲缘”的畅想，也能看到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根茎”思想的蔓延。这本书本身就采用了一种根茎式的（因而是诗意的）写作方式。从旁斜逸出的根茎，到漫天飞舞的孢子，构成了人类世中新的“逃逸线”。
唐娜·哈拉维及科学技术研究对跨物种民族志的发展有关键性影响。特丽萨·米勒（Teresa Miller）在巴西赛拉多保护区展开研究，研究人们与植物之间的亲密关系，她称之为“植物亲缘”，直接延续了哈拉维“制造亲缘”的口号，并采用“感官植物民族志”方法来加以理解。当地人与植物之间形成了类似亲子的关系，并带来大量的“照护”工作。这种照护中的关键点是，植物能否做出带有情感性的反馈？米勒一方面借用了植物学的知识，理解植物如何使用“化学语言”来感知、记忆与交流，另一方面也将原住民的巫术用来理解人与动物的交互。
玛丽安·伊丽莎白·利恩（Marianne Elisabeth Lien）研究挪威的三文鱼养殖业，把“驯化”理解为一种共生缠绕的关系——当人在驯化三文鱼的时候，三文鱼又何尝不是在驯化人类来为之提供食物呢？利恩抛开对于驯化的惯常认知，即人对自然的征服及对其他物种的改变，而是把三文鱼从一个课题对象改造成“伴侣物种”，把驯化理解为人类与三文鱼等物种共同生成的进程。因此，网箱、颗粒饲料、统计学、栖息地、野生三文鱼等资本主义创造物，与捕捞、宰杀、照顾等人类实践集合在一起，敞开了未定的生成结局。伴侣物种（Companion Species）来自哈拉维的讨论，也被译为同伴物种、伴生物种，而生成是德勒兹的哲学概念，这再次展现了跨物种民族志的思想源流。
这三则案例分别从真菌、植物和动物的角度，展现了跨物种民族志的开阔视野。同时，它们也在人类学被重新改写的思想版图上持续行进。四组思想源流汇入这个版图。首先是以STS为核心的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哈拉维、布鲁诺·拉图尔、约翰·劳等人对于自然、科学、技术和政治关系的讨论深深嵌入对于人类与物种关系的新理解之中，并直接带来新的理论框架。其次是德勒兹主义的认识论。德勒兹及其合作者加塔利的思想突破了二元主义，以异端的姿态挑战横亘在现代性之上的知识型，带来从思想方法到写作方式上的全面更新，尤其是他们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创造性使用开辟了新的叙事。再次是生物学和自然科学认知深入影响了生态观念，带来了生命政治的批判反思。从雅各布·冯·尤克斯考尔的动物环境与生物符号学，到保罗·克鲁岑的人类世，都影响着吉奥乔·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哲学，也为跨物种民族志提供了思想资源。最后是人类学漫长积累中对于物种关系的研究与思考，它长期散落在列维-施特劳斯的夜莺神话结构主义分析、埃文斯-普里查德的努尔人-牛群共生、伊恩·霍德的驯化考古学等著述之中，而提姆·英戈尔德以“栖居视角”命名的生态人类学进路则形成了当代的典型面 。
跨物种民族志在进入中国学术视野后引发了一个微小而微妙的分歧：它究竟应该是“多物种民族志”，还是“跨物种民族志”？从字面直译来说，应译为“多”，但如果考虑到这一视野的核心旨趣，“跨”似乎更能体现出物种之间产生关系的潜力。因此，本文采取“跨物种民族志”的说法。
跨物种民族志的兴起（或者说生成与涌现）昭示着独特的现实关怀，即人类在经过现代性洗礼之后，重新反思自身与其他物种的关系。这些物种既包括既存自然中的动物、植物和真菌，也包括想象出来并逐渐成型的新生命体，如人工智能、赛博格、外星生物甚至克苏鲁。作为一种方法，跨物种民族志的独特探索包括三个关键点。第一，方法论上重估人类（及其研究者）与其他物种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要义是“协同共生”。哈拉维在讲述人与狗这种伴侣物种间关系的时候，强调了两者的共同进化。徐义强用编织、缠绕和多声道叙事三个词来总结跨物种民族志强调的关系。按照德勒兹的术语，这种关系是“生成”的，而非仅仅是“存在”。第二，研究的聚焦点是关系丛、感官、具身交流及情动。无论是赛拉多原住民对于植物的照料，还是三文鱼养殖者在宰杀三文鱼时尽量减少其痛苦，都是这种聚焦点的直接展现。第三，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使用方面，研究者努力寻找新的界面、技术与工具。爱德华多·科恩（Eduardo Kohn）通过对拉丁美洲鲁纳人的民族志研究，提出了“跨物种的混杂语言”（Trans-Species Pidgins）这一概念。那么，研究者如何理解不能使用人类语言进行表达的其他物种？利恩说：“作为一名人类民族志对话者，我偶尔也具有某些能力，借助具身性的科学技术或物质性的媒介技术，来跨越物种的界限，将界限转化为一种界面。”利恩的界面是“围栏、池塘、河流”等场所，同时，界面还是一种计算机术语，指的是人机交互的对话接口及其设计。当传统的语言文字暴露了它的障碍性，数字语言打开了新的媒介窗口。这也就意味着，跨物种民族志不仅给有关媒介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方法，而且，由于它不断探寻各个物种之间的相遇“界面”，更是给媒介实践本身带来巨大启发。
三、“无知学”的反思
跨物种民族志是从人类学的自反性中发展起来的。它建立在人类学的遗产之上，或者更准确地说，建立在人类学的“废墟”之上。
作为一个学科的人类学，实际上是殖民主义的产物。早期的人类学家，以及其他类似于人类学家的实践者，随着欧洲军事和宗教殖民者的步伐而旅行，研究欧洲之外的人的体质问题，以及茶叶、甘蔗、非洲原始部落和散落在太平洋小岛上的伦理经济，一方面为西方中心的权力掌控者积累知识，另一方面又在自我与他者的交汇中建立理解的可能性。这并非对人类学家施加道德谴责，而是承认知识生发的历史条件。与人类学可以并列而更显得价值无涉的一些学科如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等，也是与殖民主义密切相关的。近代博物学从属于资本主义治理术的整套系统。知识的建构，或者说一种现代性的“知识型”的形成，与一种无知学（agnotology）状态相伴生，伴随着大航海、殖民主义和资本全球扩张的步伐，影响着从植物学、动物学到人类学的整体面貌。
从亚历山大·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卡尔·冯·林奈（Carl von Linné）到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植物学的先驱们踏遍世界各地，寻访形形色色的植物群落，并对之进行命名、分类、记录和剖析。植物学家们的同伴还包括植物猎人——为欧洲殖民者寻找、移植乃至偷窃有经济价值的植物之人。罗斯在序言中说：“历史上曾经有一刻，当英国和中国因两种花木——罂粟和山茶——兵戎相见时，世界版图以两株植物的名字重新划分。”另一位历史学家隆达·施宾格（Londa Schiebinger）则从金凤花（“梅里安的孔雀花”）入手，追溯了18世纪欧洲殖民者在拉丁美洲进行生物勘探、生物盗窃、知识采集和科学建构的历史。她借用大卫·麦凯的话说：“这个时期的植物学家是‘帝国的代理人’：他们的名录、分类和移植为帝国扩张打好前阵，在某些情形下甚至扮演了欧洲秩序的‘工具’。”殖民者和植物猎人、植物学家经常共同行动，他们的足迹具有高度同一性。动物学与殖民主义的关系更加明确。唐娜·哈拉维在《灵长类视觉》一书中将灵长类科学研究、虚构故事和历史事件结合在一起，整理出“物质经线”和“符号纬线”，讲述了一出“进化戏剧”。她说：“许多经久不衰的主题的起源和发展构成了这出戏，这些主题包括性、语言、权威、社会、竞争、统治、合作、家庭、国家、生存、技术和流动。”因此，灵长类学也就变成了一种政治秩序的协商。充满活体动物的动物园、陈列着标本的自然博物馆、产出各种层次知识的实验室与自然田野，被人类建构为新的舞台。早期的人类学家，颇为类似殖民时期的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只不过他们研究的不是生物，而是人与文化。戴安·路易斯（Diane Lewis）认为：“指出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本身并不是种族主义，但在殖民主义的背景下，它毫无疑问地形成了这种意涵。在殖民主义环境下进行实地考察的人类学家提供了关于差异的记录，其作用是使得所研究的群体继续处于被征服的境况。”“东方学”就是一种殖民的知识准备。在非洲黑奴、华人“猪仔”、印第安天花病死者背后，不乏人类学家的身影。
人类学家及其殖民主义同行们在记录关于“新世界”的知识时，必然涉及语言文字以及其他符号系统的使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语言、文字、绘画不仅是知识积累的工具，也是再现他者世界的媒介工具。地图是对世界的直接符号化复制。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新几内亚地区做调查时，就监督了当地地图的制作。制图术是一种控制地理乃至建构权力的技术，然而它也能使得人在其中得到定位，甚至开启了导航。在生物学中，值得关注的是两种类媒介化的操作，一种是制作标本，另一种是自然绘图。这两种媒介操作的底层逻辑是相通的，即将生命凝固之后加以“凝视”。植物被解剖，被提取知识，被绘制，被印刷成书籍。各种光学设备加速了凝视的演进，从放大镜、显微镜到摄影技术都成为生物学的辅助手段。人类学家不可能把人制作成标本，而摄影这种机械复制术成为人类目光的模拟和延伸。
摄影术很早就引起了人类学家的兴趣。郭建斌追溯了20世纪初中国的人类学调查者在西南地区使用照相机辅助调查的历史。李晋则聚焦在庄学本的作品之上进行分析。庄学本于20世纪30年代拍摄了大量的当地人与风俗的照片，他的人类学家和摄影家的双重身份使照相机这一媒介工具的使用具有了独特的意味。李晋敏锐地注意到了林奈分类法、赫胥黎的民族学档案记录、鸟居龙藏的人体测量学与庄学本摄影作品的一脉相承之处，并细致地分析了在相片取景边界形成的扁平视域中背景信息如何消失，而人物如何成为“静物”乃至“标本”。标本成为象征。它是一种“生命凝固术”，无论是诉诸实体，抑或是压平到光学介质上成为二维物，都是生命的媒介化。
当早期的人类学家将照相机镜头对准异文化中的“他者”，实际上正是将散落在文明史拓扑中的多样文化纳入现代性的版图，从这个角度讲，它与帝国植物学家制作标本并无二致。现代性的时代，是所谓知识大爆炸的时代，也是建立“忽视”的时代。罗伯特·普罗克特（Robert Proctor）说，我们对知识知道很多，但对于“忽视”却缺乏了解，因此他提出了“无知学”的概念。施宾格指出：“无知学往往不仅是知识欠缺的结果，而且是文化和政治抗衡的结果，毕竟大自然有着无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换言之，人类借助媒介等技术工具，从大自然的诸多可能性中采撷了一部分（几乎可以确定，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人类可以理解且对于人类有用的部分，人类在此基础上建构了知识，却误以为它们是“天经地义”的全部。通过知识建构，人类“掌控”了自然，成为其他物种的“主宰”。然而，在漫长的现代性知识生产过程中，人类并没有真正去“理解”其他物种。
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媒介上：此处，媒介作为一种“决断装置”，在生命状况中制造出不平等的区隔。然而，媒介的本意并非如此。当我们建立媒介，目的是沟通与理解，这既应用于人与人之间，也应用于人与其他物种之间。在媒介的交互下，关系得以形成。媒介是关系丛的核心要素，它构建场所、形成生产与再生产、促成流动、形成时间序列，因此，它是跨物种关系生成的关键界面。
四、重新建立界面，走向跨物种媒介
回到本文的核心问题上，跨物种民族志能够给关于媒介的思考带来什么启示呢？媒介人类学既将媒介作为田野，也将媒介作为工具，从这种双重联系的角度来说，跨物种民族志既有助于开展关于媒介的学术研究，也以一种“釜底抽薪”的方式拓展了媒介自身的想象空间。
从第一重联系上来说，跨物种民族志给媒介人类学家的工具箱增添了新的手段。互联网是当前媒介人类学最重要的田野场域，当研究者在其中游荡时，经常会遭遇“技术黑箱”，面对某些媒介技术物（如算法、游戏设计、触摸屏、二维码或语音助手）却不了解其原理与技术逻辑，因此难以深入。此时，媒介技术物不就是如同蘑菇、三文鱼或森林一样的非人类存在吗？跨物种民族志从方法论和方法两个角度带来了重要参考。
第一，重新确立人类参与者与非人类参与者的关系，从相遇、纠缠、共生等视角来看待新的媒介世界。在自然世界中，各个物种（包括人类在内）共同进化，尚属于较容易被接受的观念；但是在技术世界中，技术物、数码物、虚拟物、媒介物能够与人并立吗？考古学家伊恩·霍德（Ian Hodder）在《纠缠小史：人与物的演化》中指出：“人之存在完全依赖人造物……物并不稳定，它们会以自己的方式让人类维护它们。”这也正呼应了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的核心观念。因古恩·莫瑟（Ingunn Moser）和约翰·劳（John Law）采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视角，以一位化名为丽芙的残障者为中心人物，讲述了她与轮椅、照护者、电视、电脑和无障碍设施共同展开的一系列故事，“躯体-技术”的结合既展现了新的生存状态，也有助于思考未来的赛博格。谢卓潇和蔡聪合作开展有关视障者与媒介的系列研究，专门讨论了数字世界常见的验证码问题，一方面指出了验证码系统对人类用户的审视和“质问”，另一方面展现了验证码设计中对人身体的“歧视”，从而通过人类使用者与技术物之间关系的“翻转”式讨论，突破了技术黑箱的限制。郭建斌和唐思诗在讨论媒体人类学的视角问题时，曾提出研究者从“客位-旁观者”到“主位-参与者”的转换。如果将这一讨论推进一步，把研究者、研究对象中的人类用户、研究对象中的技术物并置在一个关系网络中，超越“主客二分法”，是否既符合互联网世界的实情，又能带来更深刻的洞见？
第二，在民族志的记录中，对媒介技术物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过程的“深描”将带来新的故事。罗安清在《末日松茸》中讲述了关于蘑菇的多重故事，其中一重是蘑菇自身的故事，讲述了这一物种如何在漫长的地球演进史中通过孢子飞跃海洋、四处迁移，并与松树和鸟类共同生存。人类学家擅长讲述人的故事，是否也可以对非人类行动者进行深描？要讲好技术物的故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它似乎缺乏戏剧性的生命史，也难以激发人类的情感共鸣。事实并非如此。章戈浩等在研究“电子包浆”时，就对这一亚文化现象进行了细致的媒介考古，把那些低像素、低分辨率甚至带有“绿锈”的“梗图”的故事描绘得引人入胜。数字绿锈与安卓系统的压缩有关，但后来安卓在高端手机中进行修复，却对中低端手机置之不理，由此产生了符号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小像素、低分辨率的能指共同指向着技术过时的所指，而这些能指却产生于价格相对低廉的硬件设备。象性意义与物质条件在这一刻居然严丝合缝地弥合起来。”孙信茹和黄博曾说：“传统人类学主要以民族志的方式进入对物的分析中，大多呈现对物的传记和社会生命的书写取向。”因此，她们倡导对互联网的虚拟物的生命史开展研究，并将之放在互联网的田野和技术化的日常中加以考察。可惜的是，绝大多数互联网民族志研究仍然是以人类用户为主角，无论是实体物还是虚拟物、数码物，都只是配角、客体、对象，其本身的故事并未得到充分讲述。民族志的记录与写作，其主角并非只有人类行动者，还可能是其他物种，也可能是其他物，或者类生命的技术物。试想，如果一项关于人类用户与手机的民族志研究不仅从人类用户的视角来讲述，也同样从手机自身的生命史展开，或许能大大拓展民族志的丰富度。
在第二重联系的层面上，跨物种民族志恰恰遭遇了媒介工具的困境，反过来促进了对媒介本身的想象。跨物种民族志研究者非常尴尬：人类何以理解与自己的生理结构完全不同的其他物种？我们如何理解松茸、金鸡纳树和三文鱼？彭兆荣曾提出疑问：“如果不同的物种之间没有交流和理解的频道，所谓博物民族志（多物种民族志）不就只能是一厢情愿吗？”他援引科恩的“跨物种混杂语言”来寻找答案，但是，语言和一切人类符号体系都难以跨越物种界限。人类一向依赖“语言”来表达和沟通，当我们试着用语言去讲述多个物种之间的故事，这会不会仍然是“一厢情愿”的人类独白？要想“理解”与“讲述”多个物种之间的故事，就要探索新的媒介工具。
跨物种民族志的研究困境也揭示了人类既有媒介技术的弊病。一个关键之处是，人类媒介过于依赖视觉中心主义，过于依赖光学设备。这未免忽略了其他感官，以及非感官的信息获取过程。如果说，绝大多数动物从自身的生物禀赋出发，发展出了远胜人类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能力，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那么，植物以非类人感官形成的向光性、向地性和向水性，如何借助媒介进入人类的理解范畴？
跨物种民族志是一种反省的产物，它要求重新理解其他物种以及这些物种与人类的关系，要求重新使用媒介，也要求重新理解“理解”这一过程本身。人工智能技术及其他信息传播科技的发展，已经在为我们带来新的可能性。此处姑且用三个关键词来打开未来跨物种媒介的想象空间。
一是通用语言。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可以借助语言这一“甲虫盒子”（维特根斯坦语）来勉为其难地进行；然而人与其他物种之间能够用来交流的符号实在有限。甚至，人与其他物种之间的感官乃至整个“世界”都是不同的。雅各布·冯·尤克斯考尔为我们描述了蜱虫的“环境”，蜱虫没有眼睛因此也没有视觉，它只能依靠哺乳动物散发的酪酸的味道来获得信号，摸黑跳向它们的身体并寻找血液。此后，血液对蜱虫来说就并非有特定味道的东西，而只意味着37摄氏度的液体。海德格尔因此说：“石头是无世界的，动物是缺乏世界的，而人是筑造世界的。”阿甘本认为，世界和大地成为“敞开”与“封闭”的辩证式状况。当人发明出各种技术来筑造世界，也蕴含一种隐性的冲动，解决自己的世界与动物的环境之间存在的不理解及冲突难题。人是在语言中栖居的，但这并不代表着语言仅仅属于人类。人类也在不断创造新的语言，这些语言借助了与其他物种的关系，从而打开笼罩在石头和动物之上的混沌，可以探索新的世界图景。二进制使用“1”和“0”这两种颇为简单的人类符号，把物质性的变化引入人类筑造的世界。许煜曾经在描述数码物的时候反向破解了这一过程：“诚然，在人们眼中，它们是多彩又可见的物体，而在编码的层面上，它们是文本文件；深挖到操作系统，它们是二进制码，究其根本，在电路板层面上，它们只不过是由电压值和逻辑门的操作产生的信号。我们要如何将这些电压差与数码物的实体等同？刨根问底，我们可能会去思考硅与金属。最终，或许会考虑粒子与场。”从物质性存在的变化，经由二进制的转换，计算机协助人类重新筑造世界，这揭示了通用语言的可能性。
二是视角转换。纪录片已经带来了诸多探索。2014年，BBC制作了一部纪录片《猫的秘密生活》，工作人员给猫安装了GPS定位系统、随身摄像头和其他传感设备，用来搜集它们的足迹和影像。2022年，BBC的纪录片《绿色星球》则开发了新的摄影器材，用延时摄影、显微摄影、水中摄影和空中摄影等方式，来记录蚂蚁搬运树叶的繁忙道路、大王莲碾压其他水生植物的过程、菌丝和花蕊生长的微观景象等。在更多纪录片和摄影作品中，普遍采用了“无人机”来进行拍摄，无人机带来的视角是人类身体所难以达成的，因此被称作“飞鸟视角”甚至“上帝视角”。施畅专门研究了无人机的机器视觉，指出了“俯瞰”的视角和“游荡”的特性，并把后者称为“幽灵之旅”，最后走向关于全景监视和军事主义的批评。除批评之外，这种“视角”的变化有可能突破人类具身位置对感知的影响，从飞鸟、上帝甚至幽灵的角度来观察世界，未尝不能带来跨物种的理解。摄影和纪录片仍然是视觉中心主义的，因此难以脱离人类感官的主宰，但当摄像机的视角与猫和鸟的眼睛或植物花蕊平行、重合、模拟，多少能够突破跨物种交流的局限。
三是跨感官转码。新的媒介工具应当突破人类感官的局限，这种局限主要体现在视觉中心主义之上。很多动物的视觉能力比不上人类，但其他感官能力则远胜人类，例如嗅觉。生物物理学家高塔姆·雷迪（Gautam Reddy）说：“气味与光和声音不同，它不是直线传播的。”一种充满偶然性、不规律性和混乱性的气味“湍流”使得追寻气味的来源变得困难，但这对于某些动物来说并不是不可实现。科学家们研究嗅觉搜寻的时候发明了各种工具和方法，例如，对气流进行染色使之视觉化，变得可以追踪，或者对果蝇进行转基因改造，结合虚拟现实来理解其追寻气味的过程。这是科学研究的方法，同时也给新媒介技术的发明提供了启发：未来，人类是否可以拥有跨越感官的转码媒介工具，与其他物种进行交流？音乐学家加文·司登果（Gavin Steingo）记录了大量人与动物通过声音进行交流的案例，可惜的是，这种声音往往是单向的，由人类发出。植物能否发出声音？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人正在做一件有趣且有启发性的事情，那就是借用仪器将蘑菇或者植物的生物电流转化为声音信号，以此“聆听”它们的“歌声”，传感器和其他技术工具的发明与发展正在促成这件事。当然，这种歌声绝不是植物和蘑菇的真正情感表达，但生物电流具有的信息传递功能的确是存在的。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和他的公司Neuralink一直在进行脑机接口实验，在其发布的视频中，一只名叫Pager的9岁猕猴能够用大脑控制屏幕上的光标移动，而另一只叫Sake的则使用光标来进行拼写（虽然这并非真正使用文字）。该公司还进行了人体实验。这套技术的背后就是大脑生物电流的信息传递功能，从而为脑机接口的实现进行了探索。
如果有朝一日物联网和脑机接口能够真正实现，生物电流中的信息能够被全面解译，而强人工智能进化出超越基本感官的符号系统，跨越物种的交流是否就有了可能？冯雪峰借用罗安清对蘑菇的解读，提出“通过创造力来处理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物种，以及人类共同体内部诸种关系的活动”的艺术理念。昆虫的行为一直在启发着人类的技术创造，蜂群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中的重要隐喻象征、仿生学对象和算法实验对象。在《昆虫媒介》一书中，尤西·帕里卡力图从两个方面展开探索：“第一，把媒介视为昆虫，把最近几十年人类对‘昆虫状’媒介模型的迷恋进一步推广，寻求理论上的调节；第二，把昆虫视为媒介，对其近期构型进行考古学分析，从这个文化历史的主题出发，催生媒介理论的新意涵。”值得我们认真思量的是，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其他新技术工具是否有助于我们进入其他物种的环境，从而理解其生命存在。
五、结语
当前，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迫在眉睫。无论是前沿思想，抑或是大众心态，都或明或暗地将人工智能视为一种新生命体。这时候，反思物种与物种、生命体与生命体之间的关系就具有重大价值。跨物种民族志突破了现代科学的“无知学”阴影，重新以自反性照亮人类学的盲点，而媒介使得人类在观察他者的时候也映照出自身的镜像，因此不仅是权力的决断装置，也是自反性的载体与工具，更是跨物种关系的界面。在探索新界面的过程中，“跨物种媒介”的潜能也突显出来，这正是人工智能潮流的可能方向之一。虽然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达到彻底“理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跨物种媒介一旦发展起来，必将重塑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
本文从通用语言、视角转换和跨感官转码三个角度做了初步探索，而真正的跨物种媒介有赖于去人类中心主义的达成。人类已经在中心位置待得太久，是时候走出舒适圈了。互联网、人工智能及其他的新技术、新工具、新媒介，可以成为小心翼翼的探索工具，帮助我们进入他者的世界，也重新寻找自我，重新建立缠绕共生的新关系。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2024年第7期，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摘 要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促使媒介研究者们关注未来的赛博格和虚拟人，却忽视了人与现存生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围绕媒介所展开的关系。无论是动物、植物、真菌、细菌，抑或是作为整体的自然界，早就与人建立了一种双向乃至多向的驯化过程，由此形成跨越物种界限的关系丛。媒介是关系丛的核心要素，它构建场所、形成生产与再生产、促成流动、形成时间序列，同时也作为一种决断装置，在生命状况中制造不平等的区隔。在“人类世”的新图景中，人类学家的跨物种民族志研究重新确定人的地位，也重新思考人与多元物种之间的关系，从而为理解媒介带来新的潜力。本文梳理跨物种民族志对于媒介的启示，尤其关注一个关键问题，即物种关系是如何借助媒介展开的。本文提出了通用语言、视角转换和跨感官转码三个关键点，认为这是跨物种媒介展开的新维度，而正是在这个去人类中心主义的展开过程中，包括人在内的各物种都有可能走向新的生成关系。
关键词 媒介人类学；跨物种民族志；人类世；赛博格；根茎；人工智能
一、引言
在这个巨变的时代，即使是“人类”这样的基础性概念都面临重新评估。回看历史，“人类世”（Anthropocene）提醒我们这一物种在最近百年内对地球造成的影响（尤其是负面影响）不亚于千万年的地质累积；前瞻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催生“赛博格”（Cyborg）与“后人类”（Posthuman），则挑战了人类作为碳基生物的构成，以及由此建构的同一性身份。那么，因“人类”而命名的“人类学”（Anthropology）是否也需要被重新衡量？
与此同时，“媒介”这一人类及生命体之间的连接物也亟须重新审视。传统的媒介概念偏重新闻媒体与大众媒体，尤其是它们在舆论、文化和社会共同体建构等方面的作用与效果。但是，如果我们把媒介扩展为“信息中介”，那么，从古老的原始语言到现代的传感器均属于媒介之列，它们共同构成了生命体与生存世界的联系纽带。人工智能带来的变化，绝不局限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这一点，它本身就依赖于万事万物的数字化、数据化与信息化，也成为互联网乃至万物互联的新中介。正如孙玮所指出的：“互联网激发的媒介再发现，并非原有媒介功能的增强，而是敞开理解媒介的多元视角，特别是非器具的、存在论层面的视角。”人工智能可以看作媒介再发现的新一轮推进。
人类学和媒介研究向来重视彼此。早在20世纪上半叶，在美国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城市调查中，来自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和对于移民媒介等问题的关注同样显著。在20世纪下半叶，英国文化研究者同样将民族志方法应用到大众流行文化的分析之中。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人类学家日益将媒介议题置于分析的核心，逐渐形成了媒介人类学的进路，同时，人类学家还主动采用媒介技术来开展研究与记录，催生了影像民族志等一系列策略。1993年，黛布拉·斯皮特尼克（Debra Spitulnik）还感叹说，尚未存在一种“大众媒介的人类学”。实际上，两者的相遇早已开启，并且形成了多线汇流的理论传统。郭建斌通过文献梳理，详细阐明了这一组传统的历史发展，总结出六个理论关键词，也为未来中国媒介人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石。从21世纪初开始，郭建斌、吴飞、孙信茹、杨星星、金玉萍等学者就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和乡村地区的媒介使用状况开展了人类学研究。近年来，人类学的视角与方法更被应用到社交媒体、游戏、粉丝圈等更广泛的文化领域。互联网成为人类学家与媒介研究者相遇的田野。技术成为互联网和未来媒介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科学技术研究（STS）的思想潮流也汇入媒介人类学的研究兴趣，带来了物质性、基础设施、界面、移动性、具身、行动者网络等新的研究激发点。例如，孙信茹和黄博从传统人类学对“物”的关注出发，将研究目光投向了数字情境中的“虚拟物”，强调了民族志方法的应用可能性。谢卓潇则通过一项视障者互联网使用的民族志考察，反思了技术界面中的“不可见政治”。在媒介人类学的发展中，需要格外强调的一点是，媒介既是人类学研究的田野，也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形成了一种双重联系。
人类学和媒介研究相遇之后的思想对话远未结束。在技术的颠覆性挑战面前，对“人类”与“媒介”两组概念的反思同时交相辉映。进入21世纪后，跨物种民族志（Multi-species ethnography）为人类学带来新的视野，也有可能为媒介研究，尤其是媒介人类学研究，带来新的拓展点。当人类从一个“空王座”式的中心位置退位，将自己与其他物种等量齐观，并寻找其中双向、互动、建构性和连接性关系的时候，知识图景猛然间迸发出不一样的生命活力。跨物种民族志带来了什么思考？它的核心理念对于“媒介”的双重联系有什么启示？在重新思考跨物种关系的努力下，媒介的想象力能否突破固有局限，走向开阔的新疆域？
二、跨物种民族志的兴起
2010年，《文化人类学》期刊发表了一组“跨物种民族志”的专题文章。编者伊本·柯克西（S. Eben Kirksey）和斯特凡·海姆雷希（Stefan Helmreich）在导言中说：“曾经，生物处于人类学的边缘地带，或是作为地理景观的一部分，或是作为人类的食物，或是作为符号而存在。在最近的人类学研究中，它们开始成为前景。动物、植物、真菌、细菌，曾在人类学的描绘中被归入赤裸生命之列，是可被杀死的生命，如今与人类一起进入政治生命的王国，成为可被树碑立传、有政治意义的生命了。”柯克西等人借用阿甘本的“赤裸生命”和“政治生命”分类法来说明“其他物种”的重新发现与讲述，正回应了阿甘本“人类机制”概念所揭示的生命等级制，并通过视角转换来取得突破。人类学家们研究了灵长类动物、马、蜜蜂、珊瑚、病毒，并把这些生命体（或类生命体）与人并置，思考它们在社会世界中的真正位置。
罗安清对于松茸的研究就是典型的跨物种民族志，与她并肩工作的还有“世界松茸小组”的同仁们。松茸及其他蘑菇是一种独特而有趣的生物，它们是丛生的、复数的、不可预知的，与其他生物形成共生关系，并且深深嵌入人类文化和经济关系之中。罗安清在《末日松茸：资本主义废墟上的生活可能》中讲述了一组复合型的故事，包括松茸采摘者的故事、全球松茸贸易的故事、自然保育的故事，以及松茸自己在全球漫游的故事。她说：“我想寻找一种以变动为本的生态学，多元物种能既和谐又无需争夺地一起生活。”松茸颠覆了种植园经济的基本模式，开启了一种在裂缝中实现自由的可能性。在松茸研究中，我们能看到唐娜·哈拉维对于物种相遇、赛博格政治和“奇异亲缘”的畅想，也能看到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根茎”思想的蔓延。这本书本身就采用了一种根茎式的（因而是诗意的）写作方式。从旁斜逸出的根茎，到漫天飞舞的孢子，构成了人类世中新的“逃逸线”。
唐娜·哈拉维及科学技术研究对跨物种民族志的发展有关键性影响。特丽萨·米勒（Teresa Miller）在巴西赛拉多保护区展开研究，研究人们与植物之间的亲密关系，她称之为“植物亲缘”，直接延续了哈拉维“制造亲缘”的口号，并采用“感官植物民族志”方法来加以理解。当地人与植物之间形成了类似亲子的关系，并带来大量的“照护”工作。这种照护中的关键点是，植物能否做出带有情感性的反馈？米勒一方面借用了植物学的知识，理解植物如何使用“化学语言”来感知、记忆与交流，另一方面也将原住民的巫术用来理解人与动物的交互。
玛丽安·伊丽莎白·利恩（Marianne Elisabeth Lien）研究挪威的三文鱼养殖业，把“驯化”理解为一种共生缠绕的关系——当人在驯化三文鱼的时候，三文鱼又何尝不是在驯化人类来为之提供食物呢？利恩抛开对于驯化的惯常认知，即人对自然的征服及对其他物种的改变，而是把三文鱼从一个课题对象改造成“伴侣物种”，把驯化理解为人类与三文鱼等物种共同生成的进程。因此，网箱、颗粒饲料、统计学、栖息地、野生三文鱼等资本主义创造物，与捕捞、宰杀、照顾等人类实践集合在一起，敞开了未定的生成结局。伴侣物种（Companion Species）来自哈拉维的讨论，也被译为同伴物种、伴生物种，而生成是德勒兹的哲学概念，这再次展现了跨物种民族志的思想源流。
这三则案例分别从真菌、植物和动物的角度，展现了跨物种民族志的开阔视野。同时，它们也在人类学被重新改写的思想版图上持续行进。四组思想源流汇入这个版图。首先是以STS为核心的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哈拉维、布鲁诺·拉图尔、约翰·劳等人对于自然、科学、技术和政治关系的讨论深深嵌入对于人类与物种关系的新理解之中，并直接带来新的理论框架。其次是德勒兹主义的认识论。德勒兹及其合作者加塔利的思想突破了二元主义，以异端的姿态挑战横亘在现代性之上的知识型，带来从思想方法到写作方式上的全面更新，尤其是他们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创造性使用开辟了新的叙事。再次是生物学和自然科学认知深入影响了生态观念，带来了生命政治的批判反思。从雅各布·冯·尤克斯考尔的动物环境与生物符号学，到保罗·克鲁岑的人类世，都影响着吉奥乔·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哲学，也为跨物种民族志提供了思想资源。最后是人类学漫长积累中对于物种关系的研究与思考，它长期散落在列维-施特劳斯的夜莺神话结构主义分析、埃文斯-普里查德的努尔人-牛群共生、伊恩·霍德的驯化考古学等著述之中，而提姆·英戈尔德以“栖居视角”命名的生态人类学进路则形成了当代的典型面 。
跨物种民族志在进入中国学术视野后引发了一个微小而微妙的分歧：它究竟应该是“多物种民族志”，还是“跨物种民族志”？从字面直译来说，应译为“多”，但如果考虑到这一视野的核心旨趣，“跨”似乎更能体现出物种之间产生关系的潜力。因此，本文采取“跨物种民族志”的说法。
跨物种民族志的兴起（或者说生成与涌现）昭示着独特的现实关怀，即人类在经过现代性洗礼之后，重新反思自身与其他物种的关系。这些物种既包括既存自然中的动物、植物和真菌，也包括想象出来并逐渐成型的新生命体，如人工智能、赛博格、外星生物甚至克苏鲁。作为一种方法，跨物种民族志的独特探索包括三个关键点。第一，方法论上重估人类（及其研究者）与其他物种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要义是“协同共生”。哈拉维在讲述人与狗这种伴侣物种间关系的时候，强调了两者的共同进化。徐义强用编织、缠绕和多声道叙事三个词来总结跨物种民族志强调的关系。按照德勒兹的术语，这种关系是“生成”的，而非仅仅是“存在”。第二，研究的聚焦点是关系丛、感官、具身交流及情动。无论是赛拉多原住民对于植物的照料，还是三文鱼养殖者在宰杀三文鱼时尽量减少其痛苦，都是这种聚焦点的直接展现。第三，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使用方面，研究者努力寻找新的界面、技术与工具。爱德华多·科恩（Eduardo Kohn）通过对拉丁美洲鲁纳人的民族志研究，提出了“跨物种的混杂语言”（Trans-Species Pidgins）这一概念。那么，研究者如何理解不能使用人类语言进行表达的其他物种？利恩说：“作为一名人类民族志对话者，我偶尔也具有某些能力，借助具身性的科学技术或物质性的媒介技术，来跨越物种的界限，将界限转化为一种界面。”利恩的界面是“围栏、池塘、河流”等场所，同时，界面还是一种计算机术语，指的是人机交互的对话接口及其设计。当传统的语言文字暴露了它的障碍性，数字语言打开了新的媒介窗口。这也就意味着，跨物种民族志不仅给有关媒介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方法，而且，由于它不断探寻各个物种之间的相遇“界面”，更是给媒介实践本身带来巨大启发。
三、“无知学”的反思
跨物种民族志是从人类学的自反性中发展起来的。它建立在人类学的遗产之上，或者更准确地说，建立在人类学的“废墟”之上。
作为一个学科的人类学，实际上是殖民主义的产物。早期的人类学家，以及其他类似于人类学家的实践者，随着欧洲军事和宗教殖民者的步伐而旅行，研究欧洲之外的人的体质问题，以及茶叶、甘蔗、非洲原始部落和散落在太平洋小岛上的伦理经济，一方面为西方中心的权力掌控者积累知识，另一方面又在自我与他者的交汇中建立理解的可能性。这并非对人类学家施加道德谴责，而是承认知识生发的历史条件。与人类学可以并列而更显得价值无涉的一些学科如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等，也是与殖民主义密切相关的。近代博物学从属于资本主义治理术的整套系统。知识的建构，或者说一种现代性的“知识型”的形成，与一种无知学（agnotology）状态相伴生，伴随着大航海、殖民主义和资本全球扩张的步伐，影响着从植物学、动物学到人类学的整体面貌。
从亚历山大·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卡尔·冯·林奈（Carl von Linné）到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植物学的先驱们踏遍世界各地，寻访形形色色的植物群落，并对之进行命名、分类、记录和剖析。植物学家们的同伴还包括植物猎人——为欧洲殖民者寻找、移植乃至偷窃有经济价值的植物之人。罗斯在序言中说：“历史上曾经有一刻，当英国和中国因两种花木——罂粟和山茶——兵戎相见时，世界版图以两株植物的名字重新划分。”另一位历史学家隆达·施宾格（Londa Schiebinger）则从金凤花（“梅里安的孔雀花”）入手，追溯了18世纪欧洲殖民者在拉丁美洲进行生物勘探、生物盗窃、知识采集和科学建构的历史。她借用大卫·麦凯的话说：“这个时期的植物学家是‘帝国的代理人’：他们的名录、分类和移植为帝国扩张打好前阵，在某些情形下甚至扮演了欧洲秩序的‘工具’。”殖民者和植物猎人、植物学家经常共同行动，他们的足迹具有高度同一性。动物学与殖民主义的关系更加明确。唐娜·哈拉维在《灵长类视觉》一书中将灵长类科学研究、虚构故事和历史事件结合在一起，整理出“物质经线”和“符号纬线”，讲述了一出“进化戏剧”。她说：“许多经久不衰的主题的起源和发展构成了这出戏，这些主题包括性、语言、权威、社会、竞争、统治、合作、家庭、国家、生存、技术和流动。”因此，灵长类学也就变成了一种政治秩序的协商。充满活体动物的动物园、陈列着标本的自然博物馆、产出各种层次知识的实验室与自然田野，被人类建构为新的舞台。早期的人类学家，颇为类似殖民时期的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只不过他们研究的不是生物，而是人与文化。戴安·路易斯（Diane Lewis）认为：“指出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本身并不是种族主义，但在殖民主义的背景下，它毫无疑问地形成了这种意涵。在殖民主义环境下进行实地考察的人类学家提供了关于差异的记录，其作用是使得所研究的群体继续处于被征服的境况。”“东方学”就是一种殖民的知识准备。在非洲黑奴、华人“猪仔”、印第安天花病死者背后，不乏人类学家的身影。
人类学家及其殖民主义同行们在记录关于“新世界”的知识时，必然涉及语言文字以及其他符号系统的使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语言、文字、绘画不仅是知识积累的工具，也是再现他者世界的媒介工具。地图是对世界的直接符号化复制。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新几内亚地区做调查时，就监督了当地地图的制作。制图术是一种控制地理乃至建构权力的技术，然而它也能使得人在其中得到定位，甚至开启了导航。在生物学中，值得关注的是两种类媒介化的操作，一种是制作标本，另一种是自然绘图。这两种媒介操作的底层逻辑是相通的，即将生命凝固之后加以“凝视”。植物被解剖，被提取知识，被绘制，被印刷成书籍。各种光学设备加速了凝视的演进，从放大镜、显微镜到摄影技术都成为生物学的辅助手段。人类学家不可能把人制作成标本，而摄影这种机械复制术成为人类目光的模拟和延伸。
摄影术很早就引起了人类学家的兴趣。郭建斌追溯了20世纪初中国的人类学调查者在西南地区使用照相机辅助调查的历史。李晋则聚焦在庄学本的作品之上进行分析。庄学本于20世纪30年代拍摄了大量的当地人与风俗的照片，他的人类学家和摄影家的双重身份使照相机这一媒介工具的使用具有了独特的意味。李晋敏锐地注意到了林奈分类法、赫胥黎的民族学档案记录、鸟居龙藏的人体测量学与庄学本摄影作品的一脉相承之处，并细致地分析了在相片取景边界形成的扁平视域中背景信息如何消失，而人物如何成为“静物”乃至“标本”。标本成为象征。它是一种“生命凝固术”，无论是诉诸实体，抑或是压平到光学介质上成为二维物，都是生命的媒介化。
当早期的人类学家将照相机镜头对准异文化中的“他者”，实际上正是将散落在文明史拓扑中的多样文化纳入现代性的版图，从这个角度讲，它与帝国植物学家制作标本并无二致。现代性的时代，是所谓知识大爆炸的时代，也是建立“忽视”的时代。罗伯特·普罗克特（Robert Proctor）说，我们对知识知道很多，但对于“忽视”却缺乏了解，因此他提出了“无知学”的概念。施宾格指出：“无知学往往不仅是知识欠缺的结果，而且是文化和政治抗衡的结果，毕竟大自然有着无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换言之，人类借助媒介等技术工具，从大自然的诸多可能性中采撷了一部分（几乎可以确定，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人类可以理解且对于人类有用的部分，人类在此基础上建构了知识，却误以为它们是“天经地义”的全部。通过知识建构，人类“掌控”了自然，成为其他物种的“主宰”。然而，在漫长的现代性知识生产过程中，人类并没有真正去“理解”其他物种。
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媒介上：此处，媒介作为一种“决断装置”，在生命状况中制造出不平等的区隔。然而，媒介的本意并非如此。当我们建立媒介，目的是沟通与理解，这既应用于人与人之间，也应用于人与其他物种之间。在媒介的交互下，关系得以形成。媒介是关系丛的核心要素，它构建场所、形成生产与再生产、促成流动、形成时间序列，因此，它是跨物种关系生成的关键界面。
四、重新建立界面，走向跨物种媒介
回到本文的核心问题上，跨物种民族志能够给关于媒介的思考带来什么启示呢？媒介人类学既将媒介作为田野，也将媒介作为工具，从这种双重联系的角度来说，跨物种民族志既有助于开展关于媒介的学术研究，也以一种“釜底抽薪”的方式拓展了媒介自身的想象空间。
从第一重联系上来说，跨物种民族志给媒介人类学家的工具箱增添了新的手段。互联网是当前媒介人类学最重要的田野场域，当研究者在其中游荡时，经常会遭遇“技术黑箱”，面对某些媒介技术物（如算法、游戏设计、触摸屏、二维码或语音助手）却不了解其原理与技术逻辑，因此难以深入。此时，媒介技术物不就是如同蘑菇、三文鱼或森林一样的非人类存在吗？跨物种民族志从方法论和方法两个角度带来了重要参考。
第一，重新确立人类参与者与非人类参与者的关系，从相遇、纠缠、共生等视角来看待新的媒介世界。在自然世界中，各个物种（包括人类在内）共同进化，尚属于较容易被接受的观念；但是在技术世界中，技术物、数码物、虚拟物、媒介物能够与人并立吗？考古学家伊恩·霍德（Ian Hodder）在《纠缠小史：人与物的演化》中指出：“人之存在完全依赖人造物……物并不稳定，它们会以自己的方式让人类维护它们。”这也正呼应了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的核心观念。因古恩·莫瑟（Ingunn Moser）和约翰·劳（John Law）采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视角，以一位化名为丽芙的残障者为中心人物，讲述了她与轮椅、照护者、电视、电脑和无障碍设施共同展开的一系列故事，“躯体-技术”的结合既展现了新的生存状态，也有助于思考未来的赛博格。谢卓潇和蔡聪合作开展有关视障者与媒介的系列研究，专门讨论了数字世界常见的验证码问题，一方面指出了验证码系统对人类用户的审视和“质问”，另一方面展现了验证码设计中对人身体的“歧视”，从而通过人类使用者与技术物之间关系的“翻转”式讨论，突破了技术黑箱的限制。郭建斌和唐思诗在讨论媒体人类学的视角问题时，曾提出研究者从“客位-旁观者”到“主位-参与者”的转换。如果将这一讨论推进一步，把研究者、研究对象中的人类用户、研究对象中的技术物并置在一个关系网络中，超越“主客二分法”，是否既符合互联网世界的实情，又能带来更深刻的洞见？
第二，在民族志的记录中，对媒介技术物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过程的“深描”将带来新的故事。罗安清在《末日松茸》中讲述了关于蘑菇的多重故事，其中一重是蘑菇自身的故事，讲述了这一物种如何在漫长的地球演进史中通过孢子飞跃海洋、四处迁移，并与松树和鸟类共同生存。人类学家擅长讲述人的故事，是否也可以对非人类行动者进行深描？要讲好技术物的故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它似乎缺乏戏剧性的生命史，也难以激发人类的情感共鸣。事实并非如此。章戈浩等在研究“电子包浆”时，就对这一亚文化现象进行了细致的媒介考古，把那些低像素、低分辨率甚至带有“绿锈”的“梗图”的故事描绘得引人入胜。数字绿锈与安卓系统的压缩有关，但后来安卓在高端手机中进行修复，却对中低端手机置之不理，由此产生了符号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小像素、低分辨率的能指共同指向着技术过时的所指，而这些能指却产生于价格相对低廉的硬件设备。象性意义与物质条件在这一刻居然严丝合缝地弥合起来。”孙信茹和黄博曾说：“传统人类学主要以民族志的方式进入对物的分析中，大多呈现对物的传记和社会生命的书写取向。”因此，她们倡导对互联网的虚拟物的生命史开展研究，并将之放在互联网的田野和技术化的日常中加以考察。可惜的是，绝大多数互联网民族志研究仍然是以人类用户为主角，无论是实体物还是虚拟物、数码物，都只是配角、客体、对象，其本身的故事并未得到充分讲述。民族志的记录与写作，其主角并非只有人类行动者，还可能是其他物种，也可能是其他物，或者类生命的技术物。试想，如果一项关于人类用户与手机的民族志研究不仅从人类用户的视角来讲述，也同样从手机自身的生命史展开，或许能大大拓展民族志的丰富度。
在第二重联系的层面上，跨物种民族志恰恰遭遇了媒介工具的困境，反过来促进了对媒介本身的想象。跨物种民族志研究者非常尴尬：人类何以理解与自己的生理结构完全不同的其他物种？我们如何理解松茸、金鸡纳树和三文鱼？彭兆荣曾提出疑问：“如果不同的物种之间没有交流和理解的频道，所谓博物民族志（多物种民族志）不就只能是一厢情愿吗？”他援引科恩的“跨物种混杂语言”来寻找答案，但是，语言和一切人类符号体系都难以跨越物种界限。人类一向依赖“语言”来表达和沟通，当我们试着用语言去讲述多个物种之间的故事，这会不会仍然是“一厢情愿”的人类独白？要想“理解”与“讲述”多个物种之间的故事，就要探索新的媒介工具。
跨物种民族志的研究困境也揭示了人类既有媒介技术的弊病。一个关键之处是，人类媒介过于依赖视觉中心主义，过于依赖光学设备。这未免忽略了其他感官，以及非感官的信息获取过程。如果说，绝大多数动物从自身的生物禀赋出发，发展出了远胜人类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能力，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那么，植物以非类人感官形成的向光性、向地性和向水性，如何借助媒介进入人类的理解范畴？
跨物种民族志是一种反省的产物，它要求重新理解其他物种以及这些物种与人类的关系，要求重新使用媒介，也要求重新理解“理解”这一过程本身。人工智能技术及其他信息传播科技的发展，已经在为我们带来新的可能性。此处姑且用三个关键词来打开未来跨物种媒介的想象空间。
一是通用语言。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可以借助语言这一“甲虫盒子”（维特根斯坦语）来勉为其难地进行；然而人与其他物种之间能够用来交流的符号实在有限。甚至，人与其他物种之间的感官乃至整个“世界”都是不同的。雅各布·冯·尤克斯考尔为我们描述了蜱虫的“环境”，蜱虫没有眼睛因此也没有视觉，它只能依靠哺乳动物散发的酪酸的味道来获得信号，摸黑跳向它们的身体并寻找血液。此后，血液对蜱虫来说就并非有特定味道的东西，而只意味着37摄氏度的液体。海德格尔因此说：“石头是无世界的，动物是缺乏世界的，而人是筑造世界的。”阿甘本认为，世界和大地成为“敞开”与“封闭”的辩证式状况。当人发明出各种技术来筑造世界，也蕴含一种隐性的冲动，解决自己的世界与动物的环境之间存在的不理解及冲突难题。人是在语言中栖居的，但这并不代表着语言仅仅属于人类。人类也在不断创造新的语言，这些语言借助了与其他物种的关系，从而打开笼罩在石头和动物之上的混沌，可以探索新的世界图景。二进制使用“1”和“0”这两种颇为简单的人类符号，把物质性的变化引入人类筑造的世界。许煜曾经在描述数码物的时候反向破解了这一过程：“诚然，在人们眼中，它们是多彩又可见的物体，而在编码的层面上，它们是文本文件；深挖到操作系统，它们是二进制码，究其根本，在电路板层面上，它们只不过是由电压值和逻辑门的操作产生的信号。我们要如何将这些电压差与数码物的实体等同？刨根问底，我们可能会去思考硅与金属。最终，或许会考虑粒子与场。”从物质性存在的变化，经由二进制的转换，计算机协助人类重新筑造世界，这揭示了通用语言的可能性。
二是视角转换。纪录片已经带来了诸多探索。2014年，BBC制作了一部纪录片《猫的秘密生活》，工作人员给猫安装了GPS定位系统、随身摄像头和其他传感设备，用来搜集它们的足迹和影像。2022年，BBC的纪录片《绿色星球》则开发了新的摄影器材，用延时摄影、显微摄影、水中摄影和空中摄影等方式，来记录蚂蚁搬运树叶的繁忙道路、大王莲碾压其他水生植物的过程、菌丝和花蕊生长的微观景象等。在更多纪录片和摄影作品中，普遍采用了“无人机”来进行拍摄，无人机带来的视角是人类身体所难以达成的，因此被称作“飞鸟视角”甚至“上帝视角”。施畅专门研究了无人机的机器视觉，指出了“俯瞰”的视角和“游荡”的特性，并把后者称为“幽灵之旅”，最后走向关于全景监视和军事主义的批评。除批评之外，这种“视角”的变化有可能突破人类具身位置对感知的影响，从飞鸟、上帝甚至幽灵的角度来观察世界，未尝不能带来跨物种的理解。摄影和纪录片仍然是视觉中心主义的，因此难以脱离人类感官的主宰，但当摄像机的视角与猫和鸟的眼睛或植物花蕊平行、重合、模拟，多少能够突破跨物种交流的局限。
三是跨感官转码。新的媒介工具应当突破人类感官的局限，这种局限主要体现在视觉中心主义之上。很多动物的视觉能力比不上人类，但其他感官能力则远胜人类，例如嗅觉。生物物理学家高塔姆·雷迪（Gautam Reddy）说：“气味与光和声音不同，它不是直线传播的。”一种充满偶然性、不规律性和混乱性的气味“湍流”使得追寻气味的来源变得困难，但这对于某些动物来说并不是不可实现。科学家们研究嗅觉搜寻的时候发明了各种工具和方法，例如，对气流进行染色使之视觉化，变得可以追踪，或者对果蝇进行转基因改造，结合虚拟现实来理解其追寻气味的过程。这是科学研究的方法，同时也给新媒介技术的发明提供了启发：未来，人类是否可以拥有跨越感官的转码媒介工具，与其他物种进行交流？音乐学家加文·司登果（Gavin Steingo）记录了大量人与动物通过声音进行交流的案例，可惜的是，这种声音往往是单向的，由人类发出。植物能否发出声音？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人正在做一件有趣且有启发性的事情，那就是借用仪器将蘑菇或者植物的生物电流转化为声音信号，以此“聆听”它们的“歌声”，传感器和其他技术工具的发明与发展正在促成这件事。当然，这种歌声绝不是植物和蘑菇的真正情感表达，但生物电流具有的信息传递功能的确是存在的。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和他的公司Neuralink一直在进行脑机接口实验，在其发布的视频中，一只名叫Pager的9岁猕猴能够用大脑控制屏幕上的光标移动，而另一只叫Sake的则使用光标来进行拼写（虽然这并非真正使用文字）。该公司还进行了人体实验。这套技术的背后就是大脑生物电流的信息传递功能，从而为脑机接口的实现进行了探索。
如果有朝一日物联网和脑机接口能够真正实现，生物电流中的信息能够被全面解译，而强人工智能进化出超越基本感官的符号系统，跨越物种的交流是否就有了可能？冯雪峰借用罗安清对蘑菇的解读，提出“通过创造力来处理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物种，以及人类共同体内部诸种关系的活动”的艺术理念。昆虫的行为一直在启发着人类的技术创造，蜂群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中的重要隐喻象征、仿生学对象和算法实验对象。在《昆虫媒介》一书中，尤西·帕里卡力图从两个方面展开探索：“第一，把媒介视为昆虫，把最近几十年人类对‘昆虫状’媒介模型的迷恋进一步推广，寻求理论上的调节；第二，把昆虫视为媒介，对其近期构型进行考古学分析，从这个文化历史的主题出发，催生媒介理论的新意涵。”值得我们认真思量的是，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其他新技术工具是否有助于我们进入其他物种的环境，从而理解其生命存在。
五、结语
当前，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迫在眉睫。无论是前沿思想，抑或是大众心态，都或明或暗地将人工智能视为一种新生命体。这时候，反思物种与物种、生命体与生命体之间的关系就具有重大价值。跨物种民族志突破了现代科学的“无知学”阴影，重新以自反性照亮人类学的盲点，而媒介使得人类在观察他者的时候也映照出自身的镜像，因此不仅是权力的决断装置，也是自反性的载体与工具，更是跨物种关系的界面。在探索新界面的过程中，“跨物种媒介”的潜能也突显出来，这正是人工智能潮流的可能方向之一。虽然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达到彻底“理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跨物种媒介一旦发展起来，必将重塑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
本文从通用语言、视角转换和跨感官转码三个角度做了初步探索，而真正的跨物种媒介有赖于去人类中心主义的达成。人类已经在中心位置待得太久，是时候走出舒适圈了。互联网、人工智能及其他的新技术、新工具、新媒介，可以成为小心翼翼的探索工具，帮助我们进入他者的世界，也重新寻找自我，重新建立缠绕共生的新关系。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2024年第7期，参考文献详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