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兰｜赛博格身体如何影响我们的生存
赛博格身体如何影响我们的生存
一、人机一体的赛博格身体二、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人类的生存境遇三、赛博格身体的时间感知与记录四、赛博格身体面对的空间与空间体验五、结语:赛博格身体与后人类的未来
彭兰：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新媒体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讲座教授。
身体的赛博格化是人类发展的趋势.赛博格身体带来了自我形象的新呈现方式，也带来了人感知能力的变化、意向性的某些转变,以及人与“物”的关系变化。赛博格身体强化了基于数据的自我传播，它也是外部数据的供给者,以及重要的数据连接单元。赛博格身体还改变了人们的时间感知与记录,带来了多重的空间参与状态与体验。赛博格等人类增强技术也促使人们对人机边界重新进行审视。赛博格;人机一体;人类增强;后人类;智能传播
数智能技术对人的关键影响之一是身体的赛博格化。赛博格\(cyborg\)来源于“cybernetic”\(控制论的\)和“organism”\(有机体\)两个词，意为“控制论的有机体”，也可以看作“自动调整的人类机器系统（selfregulating man machinesystem\)。有人将赛博格定义为经由机械拓展进而超越人体限制的新身体，或简称为电子人。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赛博格概念，其基本目标是通过技术手段来增强人体机能，包括赛博格在内的人类增强探索也成为“后人类”的一个主旋律。
赛博格概念虽然出现了六十多年，但以往它主要出现在小说、电影或学术论述中。直到今天，狭义的赛博格\(指人机完全整合、真正意义上“控制论的有机体”\)还很少见，只有医疗实践中才会在少数病人身体上安装一些可控制的智能设备，如智能人工喉、智能耳蜗、可交互心脏起搏器等，以维持病人身体机能。但马斯克的Neuralink公司在人的大脑植入脑机接口芯片这第一例实验的成功，或许预示着脑机接口或其他嵌入式智能技术正进入人们的生活。即使这样的探索引起了巨大争议，我们也可以预见，类似这样的技术将不断发展，由嵌入式技术带来的狭义赛博格也会不断增加。而在当下，手机、可穿戴设备等带来了日常化的赛博格。这些设备虽然没有嵌入人体，但事实上已经与人形成不可分割的关系，由此，多数人已经成为广义的赛博格。
作为赛博格方面的代表性研究者，美国学者唐娜哈拉维指出，赛博格意味着人类与动物、有机体\(人类与动物\)与机器、身体与非身体之间的界限的模糊，但作为女性主义学者的她所持的是更为广义的赛博格观。在哈拉维看来，这一概念打破了自我/他者、心智/身体、文化/自然、男性/女性、创造者/被创者等传统思维中的二元对立模式，因此可以成为对传统男权社会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利器。但哈拉维在研究中，还是更多聚焦人的身体变化这一赛博格的出发点，来讨论赛博格化的影响。
本文主要针对当下的广义赛博格实践进行阐释，但也会涉及狭义赛博格，在数据化及控制等方面，广义的赛博格身体与狭义的赛博格身体面临的问题是相似的。
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人类的生存境遇
赛博格身体为人们带来了新的自我形象呈现方式，但身体能力的变化是赛博格身体的更本质的特征，这会进一步影响人们的行为模式及与之相关的意向性，以及人与“物”的关系。\(一\)赛博格身体与自我形象的呈现、再造 对普通人来说，虽然智能设备不是他们维持生命机能的必需品，但既然这些智能设备随时与身体相伴，他们也会将其视作自己社会“面容”的一部分。很多时候，人们对智能手机、智能手表等的选择，不只是基于性价比的考虑，还会考虑它们与自己社会形象的匹配度，如是否符合自己的身份、社会地位。这些智能设备无声彰显着人们的身份、经济能力、趣味、人设等，也成为社交表演的附加手段。随着VR/AR设备和其他类似可穿戴设备的发展，未来人们可以“进入”各种虚拟空间进行沉浸式体验，这也是元宇宙概念所描绘的应用方向之一。无论元宇宙概念是否会延续，可以预期的是，沉浸式体验会逐步普及。而在沉浸式体验空间里，人们的身体不一定是以真实身体的方式展现，而是可以转化为各种化身。这些化身由真人身体控制，而控制离不开与身体一体的智能设备。赛博格的身体，在沉浸式体验空间中会转化为人们为自己设定的各种化身。化身是身体的“再造”，人们可以用它来承载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身体，或是用它来投射自我的诉求，传达自己的态度，化身赋予身体更多表达可能。人们也会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选择不同的化身，呈现不同的自我形象。化身极大扩展了人们对自我身体的想象与重构的可能。在现实中受困于身体局限的人，也可以通过化身获得完美的“身体”。以赛博格为前提，身体的另一种再造是基于身体数据的自我身体调节与控制，后文将对此做进一步分析。身体的数据化，很多时候只是部分身体“元件”的数据化，人脸、体形、声音、指纹等都可以单独作为数据被提取，也可以在身体之外与其他数据重组，例如，与他人的身体“元件”结合成一个全新的数字人，人的完整形象也就被打破。个体越来越难以对抗外部力量对其身体及“元件”数据的侵权性使用或破坏性使用。尽管法律正在将“个人生物识别信息”视为个体的新权利加以保护，但在现实中，要完全实现个体自我权利的保护，也困难重重。\(二\)赛博格身体感知能力的变化 人们之所以要将身体赛博格化，更重要的诉求，是获得身体机能的增强。智能手机不仅像广播电视一样作为“顺风耳”“千里眼”延展了人们对“地球村”的感知，还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充当人们的“放大镜”或“望远镜”。手机屏幕的放大功能，可以让人们看清图片的细节;纸上看不清的文字，可以用手机拍下再放大来看;而远处的对象，则可以用有长焦功能的手机拍摄下来再看。这些看上去不起眼的应用场景说明，赛博格身体带来了既有感官能力的放大，人们普遍拥有了“察微”和“望远”的能力，尽管它们还不是质的变化。而未来技术将带来超越人类常规感官范围的超能力。首先，表现为信息采集的精准化，这是对人们通过身体感官获取的感性的、不精准信息的弥补。例如，人们可以闻到空气中有异常的气味，但无法判断是什么气体、浓度多少，而智能传感器则可以提供异常气味的准确数据。又如，人们知道自己大致身处何处，却无法知道自己所在位置的准确经度、纬度，而智能设备的定位系统可以帮助人们进行测量，在某些特别的场景\(如救援\)下，这样的精准信息至关重要。智能设备使人们对自己身体多维度的、精准的数据的获取变得更便捷。其次，在那些感官无法获得的信息方面，智能设备也可以提供采集的便利。当人们遇见一个陌生人时，AR眼镜或其他类似设备可以在捕捉到这个人的人脸信息后，通过数据库或互联网进行搜索，获得其身份、背景信息。这样的智能设备及应用在目前并没有普及，但从长远来看，既然它们迎合了人们的需求，就一定会有市场。而由此带来的隐私风险、安全风险，也是未来人们的主要关切之一。赛博格身体也会成为一种增强的信息加工单元。人们可以通过智能设备和相应软件，完成实时的信息类型转换，例如，智能眼镜采集的图像信息\(文字在摄像头采集过程中也是图像信息\)可以即时转换成文本、音频等类型信息，语音信息也可以即时转换成文本类信息，如此，便于人们进行下一步的信息加工。未来的赛博格还将普遍拥有跨语种沟通能力，例如，人们说出的中文，可以通过智能设备及相关软件实时转换成英文或其他语言。赛博格身体在某些方面也可以获得更强的判断与决策能力，因为智能设备获取的多维度信息，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做出分析与判断。尽管赛博格从一开始就被置于人类增强这一视野下，但我们也需要看到，赛博格身体能力并非总是“增强”的，有时反而因为设备的存在而出现能力的削弱。例如，VR头盔或VR眼镜，将现实环境从人们的视野中排除，人们在使用这些设备时完全无法看到现实环境。AR设备虽然是在现实环境上叠加信息，但是当人们受到设备投射出的信息的吸引时，对现实环境的观察与感受就会在一定程度上下降。当人们专注于手机时，视野也会收缩于屏幕，这时对外界环境的感知能力也在下降。耳机等也会导致同样的效果。赛博格化是人类发展的一种趋势，但在手机、可穿戴设备或未来的嵌入式技术的获得与使用方面，人们的差异必然存在。赛博格化的程度，以及赛博格身体能力的差异，也会成为智能鸿沟的新体现。当人类普遍能力因赛博格化而增强时，对于那些不能享受相关技术的少数人来说，相对于平均水平，他们的能力无形中被削弱了。另一种需要警惕的风险是，“受到人类对‘增强’的强烈渴望和看到超越治疗途径的市场机会及其商业利益的鼓励，增强技术将逐渐朝着异化的方向发展—而最终成为一种胁迫人类自由的力量”。这是对人类能力更大的削弱。\(三\)赛博格身体与“意向性” 赛博格身体在改变人的感知能力的同时，也影响着人的意向性。今天不少研究者仍认为，人相对机器的一个本质特征，是人具有意向性，即有指向性和目的性的实践性能力。但以往的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技术对人的意向性的影响。唐伊德提出了技术意向性的观点，这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层面的含义是指技术朝向现实特定层面的定向性\(directedness\)，这类似于“传播的偏向性”;另一个层面的含义是技术人工物具有特定的导向性\(directionality\)、倾向\(inclination\)或轨迹\(trajectory\)，这是指人在使用人工物的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的行为模式，而不仅仅是人工物本身所具有的属性。这两个层面都会对人的意向性产生影响。而在荷兰学者保罗维贝克看来，人的意向性是由技术共同构建的结果。意向性并非仅仅是纯粹人类的事物——意向性常常是人－技术组合的事物。当技术装置的指向性增加人类意向性时, 复合意向性产生了。他还认为, 技术物能够被卷入人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决策中,因而从某种物质性的意义上或者某种隐喻的意义上说,技术物“有”道德,甚或说技术物“能够”被当作道德行动者。尽管也有学者对维贝克的“技术道德化”思想进行了批评,特别是对他说的技术本身有“意向性”和“自由性”进行了批评,但他对技术及技术物对人的意向性的影响的分析仍是值得借鉴的。赛博格化使得技术对人的意向性的影响表现得更为突出。手机增强了人们跨越时空交流的可能性，与此相关的意向性也就会大大增加;手机的拍摄功能降低了摄影、视频制作等的门槛，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照片、视频创作的意向性;智能手表等可穿戴设备则强化了人们对自己身体的实时控制意向性。而手机、可穿戴设备带来的注意力转移，也会使人们在某些时候减少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与参与意向性。赛博格化在增强人类某些方面意向性和行为的同时，也在削减另一些方面的意向性和行为，而这些意向性和行为的转向，也可能在某些层面带来人类能力的削弱。维贝克认为，设计是“物质化的道德性”所有设计中的技术最终都要调解人类行动和体验。在智能设备及相关的应用软件等人类增强技术的设计中，不能仅仅追求技术的可能性或商业上的目标，还需要充分考虑它们对人的意向性及相关行动、体验的影响，防止人类的部分能力因增强技术反而走向萎缩。\(四\)赛博格身体与“物”的关系变化 赛博格身体对信息感知、获取能力的增强，建立在对“物”的依赖基础上，这既包括与身体一体的智能设备等“物”，也包括在身体之外的存在于各种空间的传感器等“物”。很多时候，身体上的“物”也需要从身体之外的“物”那里获得数据。智能时代，很多在人们生活环境中存在的“物”，还会附加上另一种“物”，那就是传感器。原本需要人们用手去触摸、用眼睛观看的“物”，通过传感器可以直接获得相应数据，而这些数据通常比人们靠感觉和经验得到的判断更精准。在万物都联上网之后，赛博格的人对这些“物”的操作，也都可以隔空或远程完成。例如，常规情况下，人们种植植物时，需要通过对植物叶片、土壤状态的观察来判断它们是否缺水、缺肥，而有了土壤中的传感器后，人们只需要在相应的信息接收App上就可以看到各种数据，然后完成浇水施肥等工作。人们可以在完全不接触植物甚至远程的状态下，完成与“物”的“互动”。就像人在赛博格化一样，未来一些自然物也会赛博格化，即通过传感器或其他智能设备得到更多控制，还有一些物则会实现“数字孪生”。人\(包括身体和精神活动\)与“赛博格化物”“数字孪生物”等将共同构成一个新的数字世界。在这个数字世界里,人们可以通过各种人-物互动的界面,如当下的App 或未来的其他界面,去了解与控制“物” 人与实在的“物”之间的关系,反而会变得疏离、间接。人们可能越来越多地迷信与依赖设备提供的数据,如果设备或技术出现了差错或漏洞,人们有时毫无察觉,有时则会无所适从。以往人们通过各种传播渠道获得的，主要是人类社会的信息，而赛博格化的人获得的信息，有一部分是关于“物”自身或空间环境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使人们的生活更便利，因此人们的注意力会部分转移到这些信息中。人与“物”、人与环境之间基于数据信息的互动将不断增加。人与人的互动是否会受到人—物、人—环境互动的影响，还需要长期观察。脑机接口技术发展还会使得人与“物”出现另一种关系，即以往被认为具有科幻色彩的“意念控制”。人们的脑电波可以转换为对某些装置进行控制的指令，而这些装置可以用来移动物体，例如，移动棋盘上的棋子，或拿起餐具。目前医疗领域已经出现了这方面的初步探索，未来技术必定会继续发展，在为更多病人带来新的生活希望的同时，这些技术是否会泛化到治疗以外的领域，由此带来的风险是什么，也是值得关注的。特别令人担忧的是，外界技术是否可能控制人的脑电波，从而直接操控人的行为?未来的人与某些“物”之间将形成美国学者马克泰勒所称的“缠绕”\(intervolution\)关系，这是不同实体相互编织在一起的发展过程，每个实体都通过另一个实体成为其自身，而不能脱离另一个实体单独成为其自身。除了脑机接口芯片，或许还会有很多的“物”与人相互“缠绕”。人借助这些“物”来与外界互动，而这些“物”也可能成为外界对人进行控制的“把柄”。
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人类的生存境遇
除了人机一体外，赛博格身体的另一个关键特征是，它与数据的缠绕。身体产生的数据，也是对身体进行控制的依据，控制又会带来新的数据，循环往复。从身体流出的数据，也将身体与外部世界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一\)数据化与反身性运动中的赛博格身体 身体自身被持续数据化，是赛博格化的一个结果。在传统时代，尽管人们也会获取身体的部分数据，如身高、体重、体温、血压等，但这些信息的采集都是间歇性的。而今天身体上的智能设备，可以全天候持续地监测身体的各种数据，产生源源不断的数据流，并将这些数据通过App等界面呈现与保存。智能设备也扩展了身体数据化的范围，睡眠时间与质量、行走步数、卡路里消耗、血糖等数据，都可以方便地获得。以往人体内部的调节机制，也可能在某些局部获得外部设备的辅助，例如，I型糖尿病人可以使用胰岛素泵来进行血糖的调节。可穿戴设备等的应用，使人们对身体的认识走向精准化，同时也走向机械化。一些时候身体似乎不是与意识、感知、体验一体的对象，而是一个独立存在的观察与调节对象，如同其他的“物”。身体也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是被拆解成一组组离散的数据。一些时候，人们宁愿相信智能设备提供的数据，也不相信自己的实际感受。对身体数据的过分关注，对“好数据”的追求，也使一些人走向极端。对身体的数据化认知，不仅影响着与身体相关的认知，也会影响人对自我整体的认知，因为身体是自我形象重要的外在呈现，能否对身体进行有效管理，能否达到自己期待的身体效果，往往被看作个体自制力的表现。贝尔纳斯蒂格勒认为，数字化的结果是丧失原始的意思和视野。虽然他这一观点主要针对科学的技术化，但在数字拜物教盛行的今天，这个观点也具有普遍意义。身体或许是人与机器最本质的差异之一，身体承载的体验、身体本身对认知的作用，以及人类通过千万年进化及个体成长过程在身体中凝结的隐喻，这些都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但对身体的数据化及对标准化数据的追求，在某种意义上使人们忘记了身体原来的意义，也使人们认识身体的视野变得单一、狭窄，身体成为被人们操纵的另一种意义上的机器。身体数据不仅仅影响着个体对自我的认识与评价，也成为社会互动中人们相互认知、评价的指标，因为身体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展现着人的自制力、生活追求、生活品质等，构建着人们的社会形象。人们心目中身体数据的“好坏”标准，更多是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而不仅是健康专家给定的。身体的数据化技术，使越来越多的人试图将自己套入一些模式化的身体标准，人们对各种身体数据的追求，是为了符合某些标准，无论是身高、体重，还是血压、血糖、每天消耗与摄入的热量等，如果达不到标准，人们就要设法对其进行调控。在持续的数据化基础上，赛博格身体的反身性运动不断增强。后人类主义学者凯瑟琳海勒指出，“反身性就是一种运动，经由这种运动，曾经被用来生成某个系统的东西，从一个变换的角度，被变成它所激发的那个系统的一部分。”从控制论的角度看，这意味着“信息从系统流向观察者，但是反馈回路也可能回溯到观察者，将他们变成被观察的系统之一部分”。当个体利用可穿戴设备来了解自身的状态时，个体既是被观察者也是观察者，可穿戴设备将被监测的个体信息发送给同时作为观察者的个体，作为观察者的个体会对这些信息做出反馈，而这些反馈也会体现在作为被监测对象的个体的身上。这种反身性运动也是一种自我传播，与传统时代的自我传播不同的是，在今天的自我传播中，精神自我与物质自我之间的对话与自我调适在不断增加，而这种对话越来越多地基于身体产生的数据进行，而非身体感受本身。在海勒看来，后人类更看重的是信息层面的“模式\(有序\)/随机\(无序\)”的辩证关系—控制论的研究正是致力于此，而非身体的“在场\(有\)/缺席\(无\)”。但是，当赛博格的人将对自我的认知和调节都归结于对模式或有序的追求时，身体本身及其感受可能会被漠视。而即使作为后人类主义的代表学者，海勒也不认同后人类要抛弃身体和身体体验的说法，在她看来，人的生命扎根于复杂多样的物质世界，人的延续离不开物质世界，包括身体。阿尔伯特鲍尔格曼认为，技术的危险不在于它这样或那样的表现形式，而在于其模式的普及性和连贯性。与身体数据化相伴的更大风险，是数据化思维在各种层面的蔓延。有研究者指出，作为赛博格的人在其运行过程中，其诸多特性以及他所接受、处理和发布的诸多信息，都在被数据化地度量，因为这正是信息维度下对人类及其行为顺理成章的理解方式。数据化的过度应用，也意味着人的精神技术化，即借助技术手段来影响、塑造乃至改变一个人的心理、认知、情感等，这也导致人性的标准化和单一化。有学者看到了赛博格身体的解放性意义，因为赛博格身体反对二元论、理性主义、神祇主义和本质化身份对个体的压迫，它本身就是个体和行动者，是自由流动和创造意义的行动者。这些意义无疑是重要的，但我们也不能回避它带来的另一种困境，那就是陷入数据与技术的束缚之中。\(二\)作为数据供给者的赛博格身体 人机一体的赛博格会不断向外部输送数据，这些数据成为各种智能算法的“食物”与“燃料”。其中一些数据是人们主动生产的内容，它们是个体自我记录、自我表达、社交互动或营利的手段，这些内容也会汇入公共内容生态系统。但更多的数据则是智能设备从人的身体及行动中默默地采集与发送的。智能设备日益发展，身体向外部提供的数据也日益走向深处，从外表、外部行为数据向生理、心理等深层数据发展。虽然平台、服务商等收集这些数据时声称为了给个体提供更精准、便利的服务，但实际上他们对这些数据的使用又可能超出合理范围。即使是像推荐算法这类提供便利服务的数据使用，也包含着对个体的控制。它们在服务个体需求的同时，也用不同方式控制个体，既可能将个体的需求导向极致的窄化，也可能诱导出马尔库塞所说的“虚假需要”。当然，具体控制方向取决于服务者或平台对算法的设定方向。赛博格化身体强化了人们生存中对数据及数据服务的依赖，这也是以数据交换为前提的。不能提供自己的相应数据，人们就无法享受到某些服务。赛博格化身体产生的数据在一些平台也是具有极大潜力的资源，甚至可以被开发成种种商品，但提供数据的个体自身往往并不能从这些资源或商品中获益。身体产生的数据\(如位置数据\)，可能成为一些管理机构的管理依据，这样的管理甚至被打上“精细化”的标签。但只看数据而忽视人的具体境遇的管理思维，并非以人为本的精细管理，反而可能是懒政的新表现。当然，基于身体数据对人进行监视、控制也会是某些机构或个体刻意追求的目标，甚至会出现这样的可能:赛博格资产阶级通过脑机接口技术更好地监督赛博格无产阶级的工作状态。即使没有硬件意义上的“脑机接口”，各种智能设备和传感器也可以达到类似的监视、控制效果。有学者指出,作为一种后人类,作为一种机器－动物,赛博格“贫乏”于被现代技术支配的周围世界,被困锁在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天罗地网般的去抑制环中,无可遁逃。这种警示也并非杞人忧天。\(三\)作为数据连接单元的赛博格身体 人机一体的赛博格，成为数字化的内容网络、社交网络、服务网络甚至身联网、物联网等多重网络中的基本节点，是多重网络的交汇点，这也带来各种数据的交汇。基于身体这个统一的“自变量”汇聚在一起的数据，其内在关系也得以揭示，而这种关系化的数据集合可以勾勒出个体更完整的“面貌”与行为。例如，来自不同应用平台的位置数据、手机支付记录、朋友圈动态、搜索关键词等数据，统一到同一个身体对应的时间、空间坐标后，可以大致描绘出这个人的日常生活轨迹与生活样貌。赛博格身体连接的不只是数据，也连接着数据背后的各种社会单元或系统，孙玮认为，赛博人造就的界面，打破了原本隔绝很深、很久的众多社会系统，它创造的连接力，实现了人类基本生存方式的各种系统的打破与重组。但这种连接都以数据为纽带，系统之间那些可以被数据化的连接维度将不断被加强，而难以被数据化的连接则会被弱化，甚至被忽视。未来的社会系统也会以数据连接为目标进行改造，这也意味着，如果某些个体没能“赛博格化”，那么他们进入一些社会系统都会存在障碍。一方面，身体连接的社会系统，对应着相应的资源，当然并非所有身体都能连接到一切社会系统，也就是说，人们通过身体能够连接的社会资源是有差异的。另一方面，身体连接的社会系统也不只是提供资源，它往往也在索取、开发身体数据资源，甚至将身体数据作为对个体控制的依据。因此，连接到更多社会系统并非赛博格身体的目标，有时，反而需要阻止或切断与某些系统的连接，以保护个人的利益与安全。但是，这并不能靠个体的一厢情愿来实现，还需要技术赋予个体相应的权利。人们在不同社会系统中可能有不同的“面孔”及其适配的行为策略，这些“面孔”或行动之间有时是不统一甚至冲突的，而系统的连接则可能将人们在不同系统中的矛盾、冲突揭示出来，人们的一些自我保护“外壳”因此被撕去。未来身体处在多重、流动与网络化的组合之中，不仅时刻链接着其他非生命形式或其他身体，而且将在虚拟与现实之间流动。虚拟与现实之间的流动也会使人们产生多重的时间与空间感知及体验。
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人类的生存境遇
有学者认为，赛博格化的身体会面对两种时间:日常时间和赛博格时间。日常时间可以看作实在时间，赛博格时间可以看作心理时间。日常时间赋予赛博格时间以活力，而赛博格时间同样可以反向塑造日常时间。碎片化、加速等便是赛博格时间的新特征。赛博格时间带来的不只是心理感知，它也会直接作用于人们的行为，时间感知的变化，也带来行为与生活方式变化。\(一\)实时化压力与多线程张力的增加 手机硬件发展的一个基本指标是电池容量的不断加大和充电时间的不断缩短，两者都是为了增加待机时间，甚至要实现全天待机。设备的全天待机往往也意味着人的“全天待机”。在通信不发达的年代，信息、指令的传递不仅需要较长的时间，有时甚至无法到达预定的接收者那里。但手机破除了信息、指令的传递障碍，无论是亲朋好友的交流信息，还是各种工作的指令，都可以实时到达。发送者往往希望获得及时的回应，但接收者面对这些消息会进行权衡，做出实时或延时的回应。不过，为了避免怠慢重要消息，人们常常需要处于全天接收与回应的状态。当手机没电时，人们会因担心错过重要消息的接收或回复而陷入焦虑。人们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他人回复自己消息的及时程度来衡量对方对双方关系的重视程度等。在亲密关系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赛博格化的身体也越来越多地面对多道任务的挑战。很多时候人们并非采用“串行”的方式，完整完成一个任务再继续下一个任务，而是会采用“并行”的方式，在不同的任务中来回切换，以片段的方式推进任务，正如计算机的CPU处理多任务一样。当然，这也难免出现顾此失彼的结果，也可能导致任何一个任务都无法做到完美。面对多重任务时，将哪些任务放在更优先的位置，对不同任务分配多少时间，这些都是赛博格化的人常常要拿捏的时间分配策略，这些策略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赛博格化的状态加强了人们在时间方面的紧张感、紧迫感，即使完成质量不一定提高，但人们在单位时间内处理的任务量往往在增加，某种意义上时间似乎“变长”了、“膨胀”了，从另一个方面看，时间也被“加速”了。看上去人们的成就越来越多，但这也会造成韩炳哲所说的“功绩社会”，追求成就的压力造成了过劳式的抑郁症。人们的“功绩”不断增加，但幸福感不增反降。鲍尔格曼倡导人们在技术时代坚持一些“焦点实践”，即类似长跑、自己准备盛宴这样远离技术的事件，它们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生活和世界，恢复生活的深刻性和完整性，保持对技术理智而有选择性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对抗技术的控制。但当人们在多道并行、多重交叠的任务中来回切换、应接不暇时，很难去体验需要较长时间沉浸其中的、专注的焦点实践，甚至很难找到这样的焦点实践。未来VR、AR等技术普及后，当人们通过可穿戴设备沉浸虚拟体验时，难以再一心多用，在这过程中可以暂时摆脱多线程模式，但这是否意味着人们在时间上的压力会减少?或许未必。如果人们将过多的时间用于虚拟的、沉浸式体验，而回到现实中仍要面对各种必须完成的任务，时间的紧迫感就会进一步增强。这时的赛博格身体会面临两种断裂的状态，一种是完全沉浸在虚拟体验中，另一种则是穿梭在多线程的现实任务中，人们对时间的感知与利用也会更为复杂、纠结。\(二\)虚拟空间中的多重“时间线” 与身体一体的智能设备，帮助人们在现实时间之外，构筑了虚拟世界的时间线。人们的现实活动、行动，被部分映射到各种平台，这既包括人们通过社交平台发布的动态，也包括各种平台采集的人们的身体和行为数据，这些或主动或被动的数据，构成了不同平台中的时间线。每一条时间线都是人的某些状态或行动维度的记录，如健康、出行、吃饭、购物、娱乐等。如前文所说，这些数据的内在关系也可以通过分析计算得以揭示。赛博格化将人们对于自身的记忆越来越多地转移到外部空间，记忆对应的时间点也变得精准，因为这些时间是由计算机系统自动生成的。虚拟空间的时间线从多个维度投射着现实时间线，但它无法完整地复制人们所有的现实行为，在投射过程中，总会存在缺失。这些并不完整的时间线，却成为人们记录、记忆自己时间的主要方式。而在斯蒂格勒看来，技术化就是丧失记忆。人们将本应属于大脑的记忆任务交给机器和其他技术手段，不但导致自身记忆能力的衰退，也导致记忆的机械化与平面化，生动、丰富的体验被削减成简单的文字、图像或视频等信息，有时人们会有意、无意美化或扭曲这些信息，这些不真实的信息却会成为人们日后记忆、回忆的依据，因此人们对历史的记忆也会产生偏差。而有些记忆可能因为记录不完整而消失，或者因为外部设备的问题而消失。
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人类的生存境遇
在空间方面，赛博格身体似乎拥有了跨越空间的某些超能力，但由此带来的困惑与纠结也不容忽视。\(一\)“在场”与“缺席”间的游移 赛博格化，使人们在空间中获得了较大的自由。即使人们的物质身体无法从现实空间逃离，但智能设备使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虚拟空间，现实中的身体“在场”可以变成精神上的“缺席”。而在虚拟空间，人们可以通过文图、视频甚至未来的3D方式参与相应活动，实现各种场合的“精神在场”，也可以实现“部分身体在场”。无论身体是否呈现，人们的“精神在场”都容易实现。但精神的“在场”与“缺席”，都并非100%的，而是在0%到100%之间游移，例如30%的现实空间“精神在场”与70%的虚拟空间“精神在场”，人们也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改变注意力的分配。尽管人们试图完全从现实空间逃离，但毕竟物质身体仍在现实中，注意力和行动或多或少仍然会受到现实空间的约束。人们在虚拟空间也可以实现多重场景中的同时“在场”，例如，如果有足够的智能设备和软件支持，人们可以在多个视频会议室或多个视频直播间同时现身。就像时间上的并行性一样，赛博格的身体也处于多重空间并行的状态。不同的摄像机位，会让同一个身体以不同的角度或景别呈现，不同的镜头效果甚至会传达不同的身体语言。当人们用同一个身体应对不同的场景时，也可能会出现身体状态与某些场景不匹配的后果。选择“身体在场”还是“精神在场”，在多重场景中如何进行“身体在场”与“精神在场”的分配，出于各种因素的考量，例如，对某个现场的重视程度，身体到场的难易程度，并行任务重要程度的排序等。但人们并不总能准确把握自己的“在场”策略，也难免出现该现身时没能现身，不该现身时身体错误闯入，或多个现场中的身体语言冲突等失误。尽管虚拟空间的人们更重视精神在场，但视频、VR、AR等技术应用的发展也在不断推动身体在场感的增强，即使物质性身体不在场，人们在虚拟空间中的身体出现、身体参与及互动也在不断增强。而这种身体在场感的增强，得益于智能眼镜、VR或AR头盔等可穿戴设备，这也是下文要讨论的话题。\(二\)虚拟空间中“空间感受”和“具身性”的增强 早期互联网被认为摆脱了现实的物质空间的束缚，因此，没有真实的空间感受，没有上下左右的方位，也没有现实空间的各种景观。但随着相关技术和应用的发展，虚拟空间的“现实空间感”也在不断增强，包括“身体在场感”。有了VR头盔和相关软件，人们可以在虚拟空间体验到现实的空间感，甚至会因此在身体动作上做出相应的反应。VR等应用带来了虚拟空间的现实化。虚拟现实的核心仍是“现实”，它既可以是对现实的再现或模拟，也可以是具有现实感、真实感的纯虚构场景，也就是人造的现实，这些都以为人们营造与现实空间一致的感受为目标。与文字阅读或影视观看等不同的是，VR等应用强调的是身体的全方位感受与参与，而不是对符号的接收与解读。在这样的空间里，人们拥有了“第一视角”，也成为自己的感知与体验的主宰者。同样的空间，不同的人在其中捕捉的信息、获得的体验可能截然不同，这种差异很多时候与身体方位、身体行动、身体感受能力相关。而AR应用将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融为一体。人们在现实环境中看到叠加的虚拟信息，也会带来相应的身体反应。虚拟空间的身体在场感也会进一步发展为多方位的“具身性”。唐伊德认为，赛博空间由于取消了身体的情境性和整全性因而只是“准具身性”抑或说是“离身性”的，“虚拟身体的单薄使它绝无可能达到肉身的厚度”，国内也有学者认为，虚拟现实中的身体不是主动的身体，而是一种被彻底算计的、技术化的被动身体。但这是否意味着虚拟空间永远无法实现“具身性”呢?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一部分学者看到了虚拟空间的身体参与和体验方式的变化。有学者将虚拟现实分为弱虚拟现实和强虚拟现实两大类，并指出，弱虚拟现实中的身体是图像式的、被动的，并且无法和别的\(图像\)身体进行交互，因而是不具身的。但强虚拟现实中的身体就不只是“虚拟身体”或“图像身体”，而是深度参与其中的感官之综合，因而也有具身性。部分第一人称视角的现象意识\(phenomenon consciousness\)可以离开我们所熟悉的身体环境，与环境中不同的设备构造出身体外的感知或塑造出某种更高级的超身体体验。事实上，即使在早期互联网的应用中，身体也并没有完全缺席，它主要是通过与机器\(如键盘、鼠标、显示器等\)的交互来体现自己的存在，并间接影响虚拟空间的互动。那个阶段虚拟空间的各种符号互动带来的刺激主要在精神层面，这使人们忽视了身体的参与及意义，发生在人机交互端的身体行为往往被掩盖。但在网络游戏中，化身等形式实质上已带来了身体的高度参与。而未来，在与身体共生的各种设备和VR、AR等技术的支持下，人在各种虚拟空间的具身性会不断增强，与现实空间身体体验相似的体验，也会不断增加。虚拟空间的空间感与具身性仅仅是一种体验，还是同样会影响人的认知?有学者从虚假记忆等角度展开了研究。虚假记忆\(pseudomemory\)在认知心理学中是指由于媒介内容的呈现方式和人类认知的过程特征而形成的对于未曾发生过事件的不真实回忆。有研究者指出，虚拟现实空间的记忆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与真实物理世界的记忆特征相似，且相较其他媒体提供了更加直接的感官经验，虚拟现实的记忆信息更加具有“欺骗性”，也提供了更多情景化的细节，因此增加了虚假记忆出现的可能性。当然，除了虚假记忆，虚拟空间的身体活动还可能带来更多的认知影响。这些影响及机制在哪些方面与现实世界一致，在哪些方面与现实世界存在差异，还有待未来进一步研究。空间还承载着丰富的社会关系。有社会学者指出，我们所关切的社会阶层、社会阶级和其他群体界线，以及其间的社会权力关系，都镶嵌在一定的空间里。未来的虚拟空间会部分继承现实空间承载的社会关系，人们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追逐虚拟空间隐含的社会关系及意义，以此来进行自我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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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博格身体及其他人类增强技术，将人类推入了“后人类”的境地。这些技术带来的更重要的影响，是使“人”这一以往不存在任何疑义的主体发生了变化,人类主体正演变为“人－机复合主体” 赛博格技术,甚至还会带来机器对人的某些身体“部件”的置换,当这种置换达到一定程度时,这样的主体是人还是机器? 人与机器之间的边界将彻底消失,还是需要被重新界定并坚守? 各种方向的人类增强实践共同将人机边界的问题推到了我们面前,人类也由此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人机关系、人机边界等问题是后人类主义学者讨论的一个核心话题。有学者总结，后人类主义发展至今，大致体现出四个不同的面向。首先是超人类主义和去人类主义之间的两极对峙，前者憧憬技术变革为人类进步创造的一个美好未来，后者则倾向于认为技术发展可能带来人类的消亡。介于这两极之间的，主要有布拉伊多蒂代表的“缠结论”，以及沃尔夫重点阐发的“脆弱性”理论。“缠结论”强调的是模糊、逾越乃至抹除人机边界，而“脆弱性”理论则强调恪守人机边界，反身自控，维系生存。无论学者们的观点有多大的差异或冲突，后人类主义真正的意义不是建立一种“他者”的身体，而是引导我们重新思考关于生命形态和人类自身的基础性问题。后人类时代其他生存经验与生活经验的拓展，一定会带来对人们自身存在意义和心智奥秘的更多反思。在未来的生活中，身体技术的地位也会不断上升。“这种身体技术不单单是人操控技术物的技能，也是人按照文化、习俗与社会要求使用自己身体的技能。”当然，技术发展前景下，现有的文化、习俗、社会要求等是需要坚守，还是需要发生相应变化?这也是人类未来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现在要准确预测赛博格身体将把人类带向何方是不现实的，但未来的身体技术和身体文化至少应该是多元的，不是强求所有人按照同一种方式来理解和处理自己身体与机器的关系，而是基于技术带来的可能性和风险，让人们重新认识自己身体，并选择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身体存在方式。未来社会也应该容纳多种身体存在形态，既要允许人们在保持人类底线的前提下借助技术对身体进行增强，又要允许一些人保持“原生”的身体而不采用任何改造技术，社会系统则要为不同身体形态提供便利，而不是假定所有人都成了赛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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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 | 学术匠
赛博格身体如何影响我们的生存
一、人机一体的赛博格身体二、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人类的生存境遇三、赛博格身体的时间感知与记录四、赛博格身体面对的空间与空间体验五、结语:赛博格身体与后人类的未来
彭兰：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新媒体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讲座教授。 身体的赛博格化是人类发展的趋势.赛博格身体带来了自我形象的新呈现方式，也带来了人感知能力的变化、意向性的某些转变,以及人与“物”的关系变化。赛博格身体强化了基于数据的自我传播，它也是外部数据的供给者,以及重要的数据连接单元。赛博格身体还改变了人们的时间感知与记录,带来了多重的空间参与状态与体验。赛博格等人类增强技术也促使人们对人机边界重新进行审视。赛博格;人机一体;人类增强;后人类;智能传播
数智能技术对人的关键影响之一是身体的赛博格化。赛博格\(cyborg\)来源于“cybernetic”\(控制论的\)和“organism”\(有机体\)两个词，意为“控制论的有机体”，也可以看作“自动调整的人类机器系统（selfregulating man machinesystem\)。有人将赛博格定义为经由机械拓展进而超越人体限制的新身体，或简称为电子人。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赛博格概念，其基本目标是通过技术手段来增强人体机能，包括赛博格在内的人类增强探索也成为“后人类”的一个主旋律。
赛博格概念虽然出现了六十多年，但以往它主要出现在小说、电影或学术论述中。直到今天，狭义的赛博格\(指人机完全整合、真正意义上“控制论的有机体”\)还很少见，只有医疗实践中才会在少数病人身体上安装一些可控制的智能设备，如智能人工喉、智能耳蜗、可交互心脏起搏器等，以维持病人身体机能。但马斯克的Neuralink公司在人的大脑植入脑机接口芯片这第一例实验的成功，或许预示着脑机接口或其他嵌入式智能技术正进入人们的生活。即使这样的探索引起了巨大争议，我们也可以预见，类似这样的技术将不断发展，由嵌入式技术带来的狭义赛博格也会不断增加。而在当下，手机、可穿戴设备等带来了日常化的赛博格。这些设备虽然没有嵌入人体，但事实上已经与人形成不可分割的关系，由此，多数人已经成为广义的赛博格。
作为赛博格方面的代表性研究者，美国学者唐娜哈拉维指出，赛博格意味着人类与动物、有机体\(人类与动物\)与机器、身体与非身体之间的界限的模糊，但作为女性主义学者的她所持的是更为广义的赛博格观。在哈拉维看来，这一概念打破了自我/他者、心智/身体、文化/自然、男性/女性、创造者/被创者等传统思维中的二元对立模式，因此可以成为对传统男权社会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利器。但哈拉维在研究中，还是更多聚焦人的身体变化这一赛博格的出发点，来讨论赛博格化的影响。
本文主要针对当下的广义赛博格实践进行阐释，但也会涉及狭义赛博格，在数据化及控制等方面，广义的赛博格身体与狭义的赛博格身体面临的问题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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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博格身体为人们带来了新的自我形象呈现方式，但身体能力的变化是赛博格身体的更本质的特征，这会进一步影响人们的行为模式及与之相关的意向性，以及人与“物”的关系。\(一\)赛博格身体与自我形象的呈现、再造 对普通人来说，虽然智能设备不是他们维持生命机能的必需品，但既然这些智能设备随时与身体相伴，他们也会将其视作自己社会“面容”的一部分。很多时候，人们对智能手机、智能手表等的选择，不只是基于性价比的考虑，还会考虑它们与自己社会形象的匹配度，如是否符合自己的身份、社会地位。这些智能设备无声彰显着人们的身份、经济能力、趣味、人设等，也成为社交表演的附加手段。随着VR/AR设备和其他类似可穿戴设备的发展，未来人们可以“进入”各种虚拟空间进行沉浸式体验，这也是元宇宙概念所描绘的应用方向之一。无论元宇宙概念是否会延续，可以预期的是，沉浸式体验会逐步普及。而在沉浸式体验空间里，人们的身体不一定是以真实身体的方式展现，而是可以转化为各种化身。这些化身由真人身体控制，而控制离不开与身体一体的智能设备。赛博格的身体，在沉浸式体验空间中会转化为人们为自己设定的各种化身。化身是身体的“再造”，人们可以用它来承载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身体，或是用它来投射自我的诉求，传达自己的态度，化身赋予身体更多表达可能。人们也会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选择不同的化身，呈现不同的自我形象。化身极大扩展了人们对自我身体的想象与重构的可能。在现实中受困于身体局限的人，也可以通过化身获得完美的“身体”。以赛博格为前提，身体的另一种再造是基于身体数据的自我身体调节与控制，后文将对此做进一步分析。身体的数据化，很多时候只是部分身体“元件”的数据化，人脸、体形、声音、指纹等都可以单独作为数据被提取，也可以在身体之外与其他数据重组，例如，与他人的身体“元件”结合成一个全新的数字人，人的完整形象也就被打破。个体越来越难以对抗外部力量对其身体及“元件”数据的侵权性使用或破坏性使用。尽管法律正在将“个人生物识别信息”视为个体的新权利加以保护，但在现实中，要完全实现个体自我权利的保护，也困难重重。\(二\)赛博格身体感知能力的变化 人们之所以要将身体赛博格化，更重要的诉求，是获得身体机能的增强。智能手机不仅像广播电视一样作为“顺风耳”“千里眼”延展了人们对“地球村”的感知，还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充当人们的“放大镜”或“望远镜”。手机屏幕的放大功能，可以让人们看清图片的细节;纸上看不清的文字，可以用手机拍下再放大来看;而远处的对象，则可以用有长焦功能的手机拍摄下来再看。这些看上去不起眼的应用场景说明，赛博格身体带来了既有感官能力的放大，人们普遍拥有了“察微”和“望远”的能力，尽管它们还不是质的变化。而未来技术将带来超越人类常规感官范围的超能力。首先，表现为信息采集的精准化，这是对人们通过身体感官获取的感性的、不精准信息的弥补。例如，人们可以闻到空气中有异常的气味，但无法判断是什么气体、浓度多少，而智能传感器则可以提供异常气味的准确数据。又如，人们知道自己大致身处何处，却无法知道自己所在位置的准确经度、纬度，而智能设备的定位系统可以帮助人们进行测量，在某些特别的场景\(如救援\)下，这样的精准信息至关重要。智能设备使人们对自己身体多维度的、精准的数据的获取变得更便捷。其次，在那些感官无法获得的信息方面，智能设备也可以提供采集的便利。当人们遇见一个陌生人时，AR眼镜或其他类似设备可以在捕捉到这个人的人脸信息后，通过数据库或互联网进行搜索，获得其身份、背景信息。这样的智能设备及应用在目前并没有普及，但从长远来看，既然它们迎合了人们的需求，就一定会有市场。而由此带来的隐私风险、安全风险，也是未来人们的主要关切之一。赛博格身体也会成为一种增强的信息加工单元。人们可以通过智能设备和相应软件，完成实时的信息类型转换，例如，智能眼镜采集的图像信息\(文字在摄像头采集过程中也是图像信息\)可以即时转换成文本、音频等类型信息，语音信息也可以即时转换成文本类信息，如此，便于人们进行下一步的信息加工。未来的赛博格还将普遍拥有跨语种沟通能力，例如，人们说出的中文，可以通过智能设备及相关软件实时转换成英文或其他语言。赛博格身体在某些方面也可以获得更强的判断与决策能力，因为智能设备获取的多维度信息，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做出分析与判断。尽管赛博格从一开始就被置于人类增强这一视野下，但我们也需要看到，赛博格身体能力并非总是“增强”的，有时反而因为设备的存在而出现能力的削弱。例如，VR头盔或VR眼镜，将现实环境从人们的视野中排除，人们在使用这些设备时完全无法看到现实环境。AR设备虽然是在现实环境上叠加信息，但是当人们受到设备投射出的信息的吸引时，对现实环境的观察与感受就会在一定程度上下降。当人们专注于手机时，视野也会收缩于屏幕，这时对外界环境的感知能力也在下降。耳机等也会导致同样的效果。赛博格化是人类发展的一种趋势，但在手机、可穿戴设备或未来的嵌入式技术的获得与使用方面，人们的差异必然存在。赛博格化的程度，以及赛博格身体能力的差异，也会成为智能鸿沟的新体现。当人类普遍能力因赛博格化而增强时，对于那些不能享受相关技术的少数人来说，相对于平均水平，他们的能力无形中被削弱了。另一种需要警惕的风险是，“受到人类对‘增强’的强烈渴望和看到超越治疗途径的市场机会及其商业利益的鼓励，增强技术将逐渐朝着异化的方向发展—而最终成为一种胁迫人类自由的力量”。这是对人类能力更大的削弱。\(三\)赛博格身体与“意向性” 赛博格身体在改变人的感知能力的同时，也影响着人的意向性。今天不少研究者仍认为，人相对机器的一个本质特征，是人具有意向性，即有指向性和目的性的实践性能力。但以往的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技术对人的意向性的影响。唐伊德提出了技术意向性的观点，这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层面的含义是指技术朝向现实特定层面的定向性\(directedness\)，这类似于“传播的偏向性”;另一个层面的含义是技术人工物具有特定的导向性\(directionality\)、倾向\(inclination\)或轨迹\(trajectory\)，这是指人在使用人工物的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的行为模式，而不仅仅是人工物本身所具有的属性。这两个层面都会对人的意向性产生影响。而在荷兰学者保罗维贝克看来，人的意向性是由技术共同构建的结果。意向性并非仅仅是纯粹人类的事物——意向性常常是人－技术组合的事物。当技术装置的指向性增加人类意向性时, 复合意向性产生了。他还认为, 技术物能够被卷入人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决策中,因而从某种物质性的意义上或者某种隐喻的意义上说,技术物“有”道德,甚或说技术物“能够”被当作道德行动者。尽管也有学者对维贝克的“技术道德化”思想进行了批评,特别是对他说的技术本身有“意向性”和“自由性”进行了批评,但他对技术及技术物对人的意向性的影响的分析仍是值得借鉴的。赛博格化使得技术对人的意向性的影响表现得更为突出。手机增强了人们跨越时空交流的可能性，与此相关的意向性也就会大大增加;手机的拍摄功能降低了摄影、视频制作等的门槛，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照片、视频创作的意向性;智能手表等可穿戴设备则强化了人们对自己身体的实时控制意向性。而手机、可穿戴设备带来的注意力转移，也会使人们在某些时候减少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与参与意向性。赛博格化在增强人类某些方面意向性和行为的同时，也在削减另一些方面的意向性和行为，而这些意向性和行为的转向，也可能在某些层面带来人类能力的削弱。维贝克认为，设计是“物质化的道德性”所有设计中的技术最终都要调解人类行动和体验。在智能设备及相关的应用软件等人类增强技术的设计中，不能仅仅追求技术的可能性或商业上的目标，还需要充分考虑它们对人的意向性及相关行动、体验的影响，防止人类的部分能力因增强技术反而走向萎缩。\(四\)赛博格身体与“物”的关系变化 赛博格身体对信息感知、获取能力的增强，建立在对“物”的依赖基础上，这既包括与身体一体的智能设备等“物”，也包括在身体之外的存在于各种空间的传感器等“物”。很多时候，身体上的“物”也需要从身体之外的“物”那里获得数据。智能时代，很多在人们生活环境中存在的“物”，还会附加上另一种“物”，那就是传感器。原本需要人们用手去触摸、用眼睛观看的“物”，通过传感器可以直接获得相应数据，而这些数据通常比人们靠感觉和经验得到的判断更精准。在万物都联上网之后，赛博格的人对这些“物”的操作，也都可以隔空或远程完成。例如，常规情况下，人们种植植物时，需要通过对植物叶片、土壤状态的观察来判断它们是否缺水、缺肥，而有了土壤中的传感器后，人们只需要在相应的信息接收App上就可以看到各种数据，然后完成浇水施肥等工作。人们可以在完全不接触植物甚至远程的状态下，完成与“物”的“互动”。就像人在赛博格化一样，未来一些自然物也会赛博格化，即通过传感器或其他智能设备得到更多控制，还有一些物则会实现“数字孪生”。人\(包括身体和精神活动\)与“赛博格化物”“数字孪生物”等将共同构成一个新的数字世界。在这个数字世界里,人们可以通过各种人-物互动的界面,如当下的App 或未来的其他界面,去了解与控制“物” 人与实在的“物”之间的关系,反而会变得疏离、间接。人们可能越来越多地迷信与依赖设备提供的数据,如果设备或技术出现了差错或漏洞,人们有时毫无察觉,有时则会无所适从。以往人们通过各种传播渠道获得的，主要是人类社会的信息，而赛博格化的人获得的信息，有一部分是关于“物”自身或空间环境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使人们的生活更便利，因此人们的注意力会部分转移到这些信息中。人与“物”、人与环境之间基于数据信息的互动将不断增加。人与人的互动是否会受到人—物、人—环境互动的影响，还需要长期观察。脑机接口技术发展还会使得人与“物”出现另一种关系，即以往被认为具有科幻色彩的“意念控制”。人们的脑电波可以转换为对某些装置进行控制的指令，而这些装置可以用来移动物体，例如，移动棋盘上的棋子，或拿起餐具。目前医疗领域已经出现了这方面的初步探索，未来技术必定会继续发展，在为更多病人带来新的生活希望的同时，这些技术是否会泛化到治疗以外的领域，由此带来的风险是什么，也是值得关注的。特别令人担忧的是，外界技术是否可能控制人的脑电波，从而直接操控人的行为?未来的人与某些“物”之间将形成美国学者马克泰勒所称的“缠绕”\(intervolution\)关系，这是不同实体相互编织在一起的发展过程，每个实体都通过另一个实体成为其自身，而不能脱离另一个实体单独成为其自身。除了脑机接口芯片，或许还会有很多的“物”与人相互“缠绕”。人借助这些“物”来与外界互动，而这些“物”也可能成为外界对人进行控制的“把柄”。
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人类的生存境遇
除了人机一体外，赛博格身体的另一个关键特征是，它与数据的缠绕。身体产生的数据，也是对身体进行控制的依据，控制又会带来新的数据，循环往复。从身体流出的数据，也将身体与外部世界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一\)数据化与反身性运动中的赛博格身体 身体自身被持续数据化，是赛博格化的一个结果。在传统时代，尽管人们也会获取身体的部分数据，如身高、体重、体温、血压等，但这些信息的采集都是间歇性的。而今天身体上的智能设备，可以全天候持续地监测身体的各种数据，产生源源不断的数据流，并将这些数据通过App等界面呈现与保存。智能设备也扩展了身体数据化的范围，睡眠时间与质量、行走步数、卡路里消耗、血糖等数据，都可以方便地获得。以往人体内部的调节机制，也可能在某些局部获得外部设备的辅助，例如，I型糖尿病人可以使用胰岛素泵来进行血糖的调节。可穿戴设备等的应用，使人们对身体的认识走向精准化，同时也走向机械化。一些时候身体似乎不是与意识、感知、体验一体的对象，而是一个独立存在的观察与调节对象，如同其他的“物”。身体也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是被拆解成一组组离散的数据。一些时候，人们宁愿相信智能设备提供的数据，也不相信自己的实际感受。对身体数据的过分关注，对“好数据”的追求，也使一些人走向极端。对身体的数据化认知，不仅影响着与身体相关的认知，也会影响人对自我整体的认知，因为身体是自我形象重要的外在呈现，能否对身体进行有效管理，能否达到自己期待的身体效果，往往被看作个体自制力的表现。贝尔纳斯蒂格勒认为，数字化的结果是丧失原始的意思和视野。虽然他这一观点主要针对科学的技术化，但在数字拜物教盛行的今天，这个观点也具有普遍意义。身体或许是人与机器最本质的差异之一，身体承载的体验、身体本身对认知的作用，以及人类通过千万年进化及个体成长过程在身体中凝结的隐喻，这些都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但对身体的数据化及对标准化数据的追求，在某种意义上使人们忘记了身体原来的意义，也使人们认识身体的视野变得单一、狭窄，身体成为被人们操纵的另一种意义上的机器。身体数据不仅仅影响着个体对自我的认识与评价，也成为社会互动中人们相互认知、评价的指标，因为身体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展现着人的自制力、生活追求、生活品质等，构建着人们的社会形象。人们心目中身体数据的“好坏”标准，更多是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而不仅是健康专家给定的。身体的数据化技术，使越来越多的人试图将自己套入一些模式化的身体标准，人们对各种身体数据的追求，是为了符合某些标准，无论是身高、体重，还是血压、血糖、每天消耗与摄入的热量等，如果达不到标准，人们就要设法对其进行调控。在持续的数据化基础上，赛博格身体的反身性运动不断增强。后人类主义学者凯瑟琳海勒指出，“反身性就是一种运动，经由这种运动，曾经被用来生成某个系统的东西，从一个变换的角度，被变成它所激发的那个系统的一部分。”从控制论的角度看，这意味着“信息从系统流向观察者，但是反馈回路也可能回溯到观察者，将他们变成被观察的系统之一部分”。当个体利用可穿戴设备来了解自身的状态时，个体既是被观察者也是观察者，可穿戴设备将被监测的个体信息发送给同时作为观察者的个体，作为观察者的个体会对这些信息做出反馈，而这些反馈也会体现在作为被监测对象的个体的身上。这种反身性运动也是一种自我传播，与传统时代的自我传播不同的是，在今天的自我传播中，精神自我与物质自我之间的对话与自我调适在不断增加，而这种对话越来越多地基于身体产生的数据进行，而非身体感受本身。在海勒看来，后人类更看重的是信息层面的“模式\(有序\)/随机\(无序\)”的辩证关系—控制论的研究正是致力于此，而非身体的“在场\(有\)/缺席\(无\)”。但是，当赛博格的人将对自我的认知和调节都归结于对模式或有序的追求时，身体本身及其感受可能会被漠视。而即使作为后人类主义的代表学者，海勒也不认同后人类要抛弃身体和身体体验的说法，在她看来，人的生命扎根于复杂多样的物质世界，人的延续离不开物质世界，包括身体。阿尔伯特鲍尔格曼认为，技术的危险不在于它这样或那样的表现形式，而在于其模式的普及性和连贯性。与身体数据化相伴的更大风险，是数据化思维在各种层面的蔓延。有研究者指出，作为赛博格的人在其运行过程中，其诸多特性以及他所接受、处理和发布的诸多信息，都在被数据化地度量，因为这正是信息维度下对人类及其行为顺理成章的理解方式。数据化的过度应用，也意味着人的精神技术化，即借助技术手段来影响、塑造乃至改变一个人的心理、认知、情感等，这也导致人性的标准化和单一化。有学者看到了赛博格身体的解放性意义，因为赛博格身体反对二元论、理性主义、神祇主义和本质化身份对个体的压迫，它本身就是个体和行动者，是自由流动和创造意义的行动者。这些意义无疑是重要的，但我们也不能回避它带来的另一种困境，那就是陷入数据与技术的束缚之中。\(二\)作为数据供给者的赛博格身体 人机一体的赛博格会不断向外部输送数据，这些数据成为各种智能算法的“食物”与“燃料”。其中一些数据是人们主动生产的内容，它们是个体自我记录、自我表达、社交互动或营利的手段，这些内容也会汇入公共内容生态系统。但更多的数据则是智能设备从人的身体及行动中默默地采集与发送的。智能设备日益发展，身体向外部提供的数据也日益走向深处，从外表、外部行为数据向生理、心理等深层数据发展。虽然平台、服务商等收集这些数据时声称为了给个体提供更精准、便利的服务，但实际上他们对这些数据的使用又可能超出合理范围。即使是像推荐算法这类提供便利服务的数据使用，也包含着对个体的控制。它们在服务个体需求的同时，也用不同方式控制个体，既可能将个体的需求导向极致的窄化，也可能诱导出马尔库塞所说的“虚假需要”。当然，具体控制方向取决于服务者或平台对算法的设定方向。赛博格化身体强化了人们生存中对数据及数据服务的依赖，这也是以数据交换为前提的。不能提供自己的相应数据，人们就无法享受到某些服务。赛博格化身体产生的数据在一些平台也是具有极大潜力的资源，甚至可以被开发成种种商品，但提供数据的个体自身往往并不能从这些资源或商品中获益。身体产生的数据\(如位置数据\)，可能成为一些管理机构的管理依据，这样的管理甚至被打上“精细化”的标签。但只看数据而忽视人的具体境遇的管理思维，并非以人为本的精细管理，反而可能是懒政的新表现。当然，基于身体数据对人进行监视、控制也会是某些机构或个体刻意追求的目标，甚至会出现这样的可能:赛博格资产阶级通过脑机接口技术更好地监督赛博格无产阶级的工作状态。即使没有硬件意义上的“脑机接口”，各种智能设备和传感器也可以达到类似的监视、控制效果。有学者指出,作为一种后人类,作为一种机器－动物,赛博格“贫乏”于被现代技术支配的周围世界,被困锁在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天罗地网般的去抑制环中,无可遁逃。这种警示也并非杞人忧天。\(三\)作为数据连接单元的赛博格身体 人机一体的赛博格，成为数字化的内容网络、社交网络、服务网络甚至身联网、物联网等多重网络中的基本节点，是多重网络的交汇点，这也带来各种数据的交汇。基于身体这个统一的“自变量”汇聚在一起的数据，其内在关系也得以揭示，而这种关系化的数据集合可以勾勒出个体更完整的“面貌”与行为。例如，来自不同应用平台的位置数据、手机支付记录、朋友圈动态、搜索关键词等数据，统一到同一个身体对应的时间、空间坐标后，可以大致描绘出这个人的日常生活轨迹与生活样貌。赛博格身体连接的不只是数据，也连接着数据背后的各种社会单元或系统，孙玮认为，赛博人造就的界面，打破了原本隔绝很深、很久的众多社会系统，它创造的连接力，实现了人类基本生存方式的各种系统的打破与重组。但这种连接都以数据为纽带，系统之间那些可以被数据化的连接维度将不断被加强，而难以被数据化的连接则会被弱化，甚至被忽视。未来的社会系统也会以数据连接为目标进行改造，这也意味着，如果某些个体没能“赛博格化”，那么他们进入一些社会系统都会存在障碍。一方面，身体连接的社会系统，对应着相应的资源，当然并非所有身体都能连接到一切社会系统，也就是说，人们通过身体能够连接的社会资源是有差异的。另一方面，身体连接的社会系统也不只是提供资源，它往往也在索取、开发身体数据资源，甚至将身体数据作为对个体控制的依据。因此，连接到更多社会系统并非赛博格身体的目标，有时，反而需要阻止或切断与某些系统的连接，以保护个人的利益与安全。但是，这并不能靠个体的一厢情愿来实现，还需要技术赋予个体相应的权利。人们在不同社会系统中可能有不同的“面孔”及其适配的行为策略，这些“面孔”或行动之间有时是不统一甚至冲突的，而系统的连接则可能将人们在不同系统中的矛盾、冲突揭示出来，人们的一些自我保护“外壳”因此被撕去。未来身体处在多重、流动与网络化的组合之中，不仅时刻链接着其他非生命形式或其他身体，而且将在虚拟与现实之间流动。虚拟与现实之间的流动也会使人们产生多重的时间与空间感知及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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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赛博格化的身体会面对两种时间:日常时间和赛博格时间。日常时间可以看作实在时间，赛博格时间可以看作心理时间。日常时间赋予赛博格时间以活力，而赛博格时间同样可以反向塑造日常时间。碎片化、加速等便是赛博格时间的新特征。赛博格时间带来的不只是心理感知，它也会直接作用于人们的行为，时间感知的变化，也带来行为与生活方式变化。\(一\)实时化压力与多线程张力的增加 手机硬件发展的一个基本指标是电池容量的不断加大和充电时间的不断缩短，两者都是为了增加待机时间，甚至要实现全天待机。设备的全天待机往往也意味着人的“全天待机”。在通信不发达的年代，信息、指令的传递不仅需要较长的时间，有时甚至无法到达预定的接收者那里。但手机破除了信息、指令的传递障碍，无论是亲朋好友的交流信息，还是各种工作的指令，都可以实时到达。发送者往往希望获得及时的回应，但接收者面对这些消息会进行权衡，做出实时或延时的回应。不过，为了避免怠慢重要消息，人们常常需要处于全天接收与回应的状态。当手机没电时，人们会因担心错过重要消息的接收或回复而陷入焦虑。人们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他人回复自己消息的及时程度来衡量对方对双方关系的重视程度等。在亲密关系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赛博格化的身体也越来越多地面对多道任务的挑战。很多时候人们并非采用“串行”的方式，完整完成一个任务再继续下一个任务，而是会采用“并行”的方式，在不同的任务中来回切换，以片段的方式推进任务，正如计算机的CPU处理多任务一样。当然，这也难免出现顾此失彼的结果，也可能导致任何一个任务都无法做到完美。面对多重任务时，将哪些任务放在更优先的位置，对不同任务分配多少时间，这些都是赛博格化的人常常要拿捏的时间分配策略，这些策略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赛博格化的状态加强了人们在时间方面的紧张感、紧迫感，即使完成质量不一定提高，但人们在单位时间内处理的任务量往往在增加，某种意义上时间似乎“变长”了、“膨胀”了，从另一个方面看，时间也被“加速”了。看上去人们的成就越来越多，但这也会造成韩炳哲所说的“功绩社会”，追求成就的压力造成了过劳式的抑郁症。人们的“功绩”不断增加，但幸福感不增反降。鲍尔格曼倡导人们在技术时代坚持一些“焦点实践”，即类似长跑、自己准备盛宴这样远离技术的事件，它们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生活和世界，恢复生活的深刻性和完整性，保持对技术理智而有选择性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对抗技术的控制。但当人们在多道并行、多重交叠的任务中来回切换、应接不暇时，很难去体验需要较长时间沉浸其中的、专注的焦点实践，甚至很难找到这样的焦点实践。未来VR、AR等技术普及后，当人们通过可穿戴设备沉浸虚拟体验时，难以再一心多用，在这过程中可以暂时摆脱多线程模式，但这是否意味着人们在时间上的压力会减少?或许未必。如果人们将过多的时间用于虚拟的、沉浸式体验，而回到现实中仍要面对各种必须完成的任务，时间的紧迫感就会进一步增强。这时的赛博格身体会面临两种断裂的状态，一种是完全沉浸在虚拟体验中，另一种则是穿梭在多线程的现实任务中，人们对时间的感知与利用也会更为复杂、纠结。\(二\)虚拟空间中的多重“时间线” 与身体一体的智能设备，帮助人们在现实时间之外，构筑了虚拟世界的时间线。人们的现实活动、行动，被部分映射到各种平台，这既包括人们通过社交平台发布的动态，也包括各种平台采集的人们的身体和行为数据，这些或主动或被动的数据，构成了不同平台中的时间线。每一条时间线都是人的某些状态或行动维度的记录，如健康、出行、吃饭、购物、娱乐等。如前文所说，这些数据的内在关系也可以通过分析计算得以揭示。赛博格化将人们对于自身的记忆越来越多地转移到外部空间，记忆对应的时间点也变得精准，因为这些时间是由计算机系统自动生成的。虚拟空间的时间线从多个维度投射着现实时间线，但它无法完整地复制人们所有的现实行为，在投射过程中，总会存在缺失。这些并不完整的时间线，却成为人们记录、记忆自己时间的主要方式。而在斯蒂格勒看来，技术化就是丧失记忆。人们将本应属于大脑的记忆任务交给机器和其他技术手段，不但导致自身记忆能力的衰退，也导致记忆的机械化与平面化，生动、丰富的体验被削减成简单的文字、图像或视频等信息，有时人们会有意、无意美化或扭曲这些信息，这些不真实的信息却会成为人们日后记忆、回忆的依据，因此人们对历史的记忆也会产生偏差。而有些记忆可能因为记录不完整而消失，或者因为外部设备的问题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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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间方面，赛博格身体似乎拥有了跨越空间的某些超能力，但由此带来的困惑与纠结也不容忽视。\(一\)“在场”与“缺席”间的游移 赛博格化，使人们在空间中获得了较大的自由。即使人们的物质身体无法从现实空间逃离，但智能设备使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虚拟空间，现实中的身体“在场”可以变成精神上的“缺席”。而在虚拟空间，人们可以通过文图、视频甚至未来的3D方式参与相应活动，实现各种场合的“精神在场”，也可以实现“部分身体在场”。无论身体是否呈现，人们的“精神在场”都容易实现。但精神的“在场”与“缺席”，都并非100%的，而是在0%到100%之间游移，例如30%的现实空间“精神在场”与70%的虚拟空间“精神在场”，人们也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改变注意力的分配。尽管人们试图完全从现实空间逃离，但毕竟物质身体仍在现实中，注意力和行动或多或少仍然会受到现实空间的约束。人们在虚拟空间也可以实现多重场景中的同时“在场”，例如，如果有足够的智能设备和软件支持，人们可以在多个视频会议室或多个视频直播间同时现身。就像时间上的并行性一样，赛博格的身体也处于多重空间并行的状态。不同的摄像机位，会让同一个身体以不同的角度或景别呈现，不同的镜头效果甚至会传达不同的身体语言。当人们用同一个身体应对不同的场景时，也可能会出现身体状态与某些场景不匹配的后果。选择“身体在场”还是“精神在场”，在多重场景中如何进行“身体在场”与“精神在场”的分配，出于各种因素的考量，例如，对某个现场的重视程度，身体到场的难易程度，并行任务重要程度的排序等。但人们并不总能准确把握自己的“在场”策略，也难免出现该现身时没能现身，不该现身时身体错误闯入，或多个现场中的身体语言冲突等失误。尽管虚拟空间的人们更重视精神在场，但视频、VR、AR等技术应用的发展也在不断推动身体在场感的增强，即使物质性身体不在场，人们在虚拟空间中的身体出现、身体参与及互动也在不断增强。而这种身体在场感的增强，得益于智能眼镜、VR或AR头盔等可穿戴设备，这也是下文要讨论的话题。\(二\)虚拟空间中“空间感受”和“具身性”的增强 早期互联网被认为摆脱了现实的物质空间的束缚，因此，没有真实的空间感受，没有上下左右的方位，也没有现实空间的各种景观。但随着相关技术和应用的发展，虚拟空间的“现实空间感”也在不断增强，包括“身体在场感”。有了VR头盔和相关软件，人们可以在虚拟空间体验到现实的空间感，甚至会因此在身体动作上做出相应的反应。VR等应用带来了虚拟空间的现实化。虚拟现实的核心仍是“现实”，它既可以是对现实的再现或模拟，也可以是具有现实感、真实感的纯虚构场景，也就是人造的现实，这些都以为人们营造与现实空间一致的感受为目标。与文字阅读或影视观看等不同的是，VR等应用强调的是身体的全方位感受与参与，而不是对符号的接收与解读。在这样的空间里，人们拥有了“第一视角”，也成为自己的感知与体验的主宰者。同样的空间，不同的人在其中捕捉的信息、获得的体验可能截然不同，这种差异很多时候与身体方位、身体行动、身体感受能力相关。而AR应用将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融为一体。人们在现实环境中看到叠加的虚拟信息，也会带来相应的身体反应。虚拟空间的身体在场感也会进一步发展为多方位的“具身性”。唐伊德认为，赛博空间由于取消了身体的情境性和整全性因而只是“准具身性”抑或说是“离身性”的，“虚拟身体的单薄使它绝无可能达到肉身的厚度”，国内也有学者认为，虚拟现实中的身体不是主动的身体，而是一种被彻底算计的、技术化的被动身体。但这是否意味着虚拟空间永远无法实现“具身性”呢?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一部分学者看到了虚拟空间的身体参与和体验方式的变化。有学者将虚拟现实分为弱虚拟现实和强虚拟现实两大类，并指出，弱虚拟现实中的身体是图像式的、被动的，并且无法和别的\(图像\)身体进行交互，因而是不具身的。但强虚拟现实中的身体就不只是“虚拟身体”或“图像身体”，而是深度参与其中的感官之综合，因而也有具身性。部分第一人称视角的现象意识\(phenomenon consciousness\)可以离开我们所熟悉的身体环境，与环境中不同的设备构造出身体外的感知或塑造出某种更高级的超身体体验。事实上，即使在早期互联网的应用中，身体也并没有完全缺席，它主要是通过与机器\(如键盘、鼠标、显示器等\)的交互来体现自己的存在，并间接影响虚拟空间的互动。那个阶段虚拟空间的各种符号互动带来的刺激主要在精神层面，这使人们忽视了身体的参与及意义，发生在人机交互端的身体行为往往被掩盖。但在网络游戏中，化身等形式实质上已带来了身体的高度参与。而未来，在与身体共生的各种设备和VR、AR等技术的支持下，人在各种虚拟空间的具身性会不断增强，与现实空间身体体验相似的体验，也会不断增加。虚拟空间的空间感与具身性仅仅是一种体验，还是同样会影响人的认知?有学者从虚假记忆等角度展开了研究。虚假记忆\(pseudomemory\)在认知心理学中是指由于媒介内容的呈现方式和人类认知的过程特征而形成的对于未曾发生过事件的不真实回忆。有研究者指出，虚拟现实空间的记忆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与真实物理世界的记忆特征相似，且相较其他媒体提供了更加直接的感官经验，虚拟现实的记忆信息更加具有“欺骗性”，也提供了更多情景化的细节，因此增加了虚假记忆出现的可能性。当然，除了虚假记忆，虚拟空间的身体活动还可能带来更多的认知影响。这些影响及机制在哪些方面与现实世界一致，在哪些方面与现实世界存在差异，还有待未来进一步研究。空间还承载着丰富的社会关系。有社会学者指出，我们所关切的社会阶层、社会阶级和其他群体界线，以及其间的社会权力关系，都镶嵌在一定的空间里。未来的虚拟空间会部分继承现实空间承载的社会关系，人们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追逐虚拟空间隐含的社会关系及意义，以此来进行自我建构。
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人类的生存境遇
赛博格身体及其他人类增强技术，将人类推入了“后人类”的境地。这些技术带来的更重要的影响，是使“人”这一以往不存在任何疑义的主体发生了变化,人类主体正演变为“人－机复合主体” 赛博格技术,甚至还会带来机器对人的某些身体“部件”的置换,当这种置换达到一定程度时,这样的主体是人还是机器? 人与机器之间的边界将彻底消失,还是需要被重新界定并坚守? 各种方向的人类增强实践共同将人机边界的问题推到了我们面前,人类也由此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人机关系、人机边界等问题是后人类主义学者讨论的一个核心话题。有学者总结，后人类主义发展至今，大致体现出四个不同的面向。首先是超人类主义和去人类主义之间的两极对峙，前者憧憬技术变革为人类进步创造的一个美好未来，后者则倾向于认为技术发展可能带来人类的消亡。介于这两极之间的，主要有布拉伊多蒂代表的“缠结论”，以及沃尔夫重点阐发的“脆弱性”理论。“缠结论”强调的是模糊、逾越乃至抹除人机边界，而“脆弱性”理论则强调恪守人机边界，反身自控，维系生存。无论学者们的观点有多大的差异或冲突，后人类主义真正的意义不是建立一种“他者”的身体，而是引导我们重新思考关于生命形态和人类自身的基础性问题。后人类时代其他生存经验与生活经验的拓展，一定会带来对人们自身存在意义和心智奥秘的更多反思。在未来的生活中，身体技术的地位也会不断上升。“这种身体技术不单单是人操控技术物的技能，也是人按照文化、习俗与社会要求使用自己身体的技能。”当然，技术发展前景下，现有的文化、习俗、社会要求等是需要坚守，还是需要发生相应变化?这也是人类未来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现在要准确预测赛博格身体将把人类带向何方是不现实的，但未来的身体技术和身体文化至少应该是多元的，不是强求所有人按照同一种方式来理解和处理自己身体与机器的关系，而是基于技术带来的可能性和风险，让人们重新认识自己身体，并选择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身体存在方式。未来社会也应该容纳多种身体存在形态，既要允许人们在保持人类底线的前提下借助技术对身体进行增强，又要允许一些人保持“原生”的身体而不采用任何改造技术，社会系统则要为不同身体形态提供便利，而不是假定所有人都成了赛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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