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辰烨 彭兰丨从“人”到“赛博格”：技术物如何影响日常交往行为？
关键词 赛博格；日常交往；技术物；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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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到“赛博格”：技术物如何影响日常交往行为？——以耳机为例.pdf
人类从“伊甸园”进入“尘世”的那一刻起，就已栖居于技术构造的世界，再难以脱离技术而存活。从古至今，技术的面貌产生了沧海桑田式的变化，但人类的各种活动却始终嵌入在技术当中。同时，技术也一直影响着人们的交往行为。
在当今的信息时代，智能手机等各种移动终端与人的联系空前紧密，甚至成为人身体的一部分，尤其在新冠感染疫情时期，智能手机成为出示健康码的必要设备，必须随时携带。诸如智能手环、智能手表等技术物也逐渐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自此，交往主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人”变为了“赛博格”。
那么，在“我们都是赛博格”的时代里，交往主体的变动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交往行为呢？这正是本文的问题意识原点。
一、赛博格与赛博格研究
（一）赛博格的提出与发展：被忽视的日常生活视角
赛博格一词来源于英文“cyborg”，是“cybernetic organism”（控制论有机体）的合成词。它产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科学家克莱因斯（Manfred E. Clynes）与克莱恩（Nathan S. Kline）提出的利用可控装备增强人类适应地外环境的思路。1985年，哈拉维（Donna J. Haraway）在《赛博格宣言》中，将赛博格定义为“一个控制生物体，一种机器和生物体的混合，一种社会现实的生物，也是一种科幻小说的人物”。由此，赛博格不再是曾经那个“运用控制论原理和生命科学前沿成果制造的自控性的半机器半生物的生命复合体”，而是意味着一系列界限的打破：人类与动物、有机体与机器、身体与非身体等。任何将演化的与被制造的、有生命的与无生命的混合在一起的有机物或系统在技术上都被视作赛博格，人类与智能机器的结合也成为后人类研究者共同的主题。可见，从这一概念产生至今，技术物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目前对于赛博格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向。首先，赛博格概念的出现暗含着美苏冷战时期美国争夺太空的愿望，带有着强烈的军事色彩。从早期的带着渗透泵的小白鼠，到后来服务于军事、国土安全和环境监测的赛博格龙虾，都体现着赛博格研究的军事渊源。其次，医学领域同样是赛博格研究的重镇，“已配备医疗装置，像人工心脏或起搏器或义肢，或者为了存活而依赖于机械装置，像心脏和肺机器的有机体”被认为是“最原初的赛博格”。医学领域也一直想“超越已知的生物边界”，以应对其面临的一系列挑战，相关研究甚至追溯到了处在胚胎时期的人类。因此，有学者指出，医疗赛博格可能是最常见、最广泛的人机组合。在国内对于赛博格研究中，假肢、假牙、心脏起搏器等常常成为解释何为赛博格的例证，这也体现了医学视角在赛博格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此外，哈拉维本人对于赛博格的研究带有“后现代”的解构视角，侧重于隐喻层面以推翻人文主义中存在已久的人与非人的二元对立。相关研究所具备的文化隐喻效用的偏向导致后续的众多研究都侧重于赛博格的文化层面。带有文化意义的赛博格也成为科幻电影的宠儿，技术超人类、仿真人或人工智能系统、承载人类的意识或基因的机器或生物成为电影中常见的三类赛博格形象。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科学和工程学\(特别是在航空和战争方面\)、医学和想象力成为赛博格研究的三个重要部分。战争中的赛博格、医学中的赛博格和文艺作品中的赛博格成为主要研究对象，而日常生活中的赛博格则被忽视了，缺乏对于赛博格这一新的主体如何影响日常交往行为的考察。这既是由于上述三个视角的巨大影响，遮蔽了这一重要维度，也是当时技术发展水平不足，赛博格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不够所致。随着科技条件的发展，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等技术物逐渐出现，为研究日常交往中的赛博格提供了可能。
（二）传播学中的赛博格：缺乏对交往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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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赛博格的产生、发展与技术物有着密切的关联。随着越来越多与人形成紧密关系的技术物的出现，“赛博格”得以从军事、医疗和文艺创作领域进入日常生活中，促使交往主体从“人”向“赛博格”转变。笔者立足于耳机这一具体的技术物，试图揭示出技术物作为交往主体转变的重要因素，如何对人们的日常交往行为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当技术物作为交互对象时，能够对空间进行改造，并让人们获得一种全新的存在方式——“半在场”或“半缺席”；在人际交流中，技术物能够增加交往中的边界，以自身的媒介技术逻辑影响交往行为；而当其作为“赛博格”身体的一部分时，技术物则能够起到展示姿态和反映关系的作用，赛博格的身体得以凸显。
关键词 赛博格；日常交往；技术物；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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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从“伊甸园”进入“尘世”的那一刻起，就已栖居于技术构造的世界，再难以脱离技术而存活。从古至今，技术的面貌产生了沧海桑田式的变化，但人类的各种活动却始终嵌入在技术当中。同时，技术也一直影响着人们的交往行为。
在当今的信息时代，智能手机等各种移动终端与人的联系空前紧密，甚至成为人身体的一部分，尤其在新冠感染疫情时期，智能手机成为出示健康码的必要设备，必须随时携带。诸如智能手环、智能手表等技术物也逐渐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自此，交往主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人”变为了“赛博格”。
那么，在“我们都是赛博格”的时代里，交往主体的变动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交往行为呢？这正是本文的问题意识原点。
一、赛博格与赛博格研究
（一）赛博格的提出与发展：被忽视的日常生活视角
赛博格一词来源于英文“cyborg”，是“cybernetic organism”（控制论有机体）的合成词。它产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科学家克莱因斯（Manfred E. Clynes）与克莱恩（Nathan S. Kline）提出的利用可控装备增强人类适应地外环境的思路。1985年，哈拉维（Donna J. Haraway）在《赛博格宣言》中，将赛博格定义为“一个控制生物体，一种机器和生物体的混合，一种社会现实的生物，也是一种科幻小说的人物”。由此，赛博格不再是曾经那个“运用控制论原理和生命科学前沿成果制造的自控性的半机器半生物的生命复合体”，而是意味着一系列界限的打破：人类与动物、有机体与机器、身体与非身体等。任何将演化的与被制造的、有生命的与无生命的混合在一起的有机物或系统在技术上都被视作赛博格，人类与智能机器的结合也成为后人类研究者共同的主题。可见，从这一概念产生至今，技术物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目前对于赛博格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向。首先，赛博格概念的出现暗含着美苏冷战时期美国争夺太空的愿望，带有着强烈的军事色彩。从早期的带着渗透泵的小白鼠，到后来服务于军事、国土安全和环境监测的赛博格龙虾，都体现着赛博格研究的军事渊源。其次，医学领域同样是赛博格研究的重镇，“已配备医疗装置，像人工心脏或起搏器或义肢，或者为了存活而依赖于机械装置，像心脏和肺机器的有机体”被认为是“最原初的赛博格”。医学领域也一直想“超越已知的生物边界”，以应对其面临的一系列挑战，相关研究甚至追溯到了处在胚胎时期的人类。因此，有学者指出，医疗赛博格可能是最常见、最广泛的人机组合。在国内对于赛博格研究中，假肢、假牙、心脏起搏器等常常成为解释何为赛博格的例证，这也体现了医学视角在赛博格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此外，哈拉维本人对于赛博格的研究带有“后现代”的解构视角，侧重于隐喻层面以推翻人文主义中存在已久的人与非人的二元对立。相关研究所具备的文化隐喻效用的偏向导致后续的众多研究都侧重于赛博格的文化层面。带有文化意义的赛博格也成为科幻电影的宠儿，技术超人类、仿真人或人工智能系统、承载人类的意识或基因的机器或生物成为电影中常见的三类赛博格形象。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科学和工程学\(特别是在航空和战争方面\)、医学和想象力成为赛博格研究的三个重要部分。战争中的赛博格、医学中的赛博格和文艺作品中的赛博格成为主要研究对象，而日常生活中的赛博格则被忽视了，缺乏对于赛博格这一新的主体如何影响日常交往行为的考察。这既是由于上述三个视角的巨大影响，遮蔽了这一重要维度，也是当时技术发展水平不足，赛博格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不够所致。随着科技条件的发展，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等技术物逐渐出现，为研究日常交往中的赛博格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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