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卜筮的“三不占”原则及其应用
首先是“不诚不占”。这里的“不诚”并不仅仅是指对占卜之术本身和神灵的不诚，更重要的是指对所占之事的不诚。人们往往忽略的正是对所占之事不诚这一点。占卜时，人们十分注重对神灵的心诚，事前往往要焚香沐浴，甚至要奉献丰厚的祭品，这本无可厚非，但人们往往忽略对所占之事的诚意。我们以占婚姻为例，婚姻不仅讲究门当户对，更讲究志趣相投、两情相悦，而且在古代条件下还要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样的婚姻才能长久。如果婚前就动机不纯，心意不诚，即使占问大吉，天也不佑。《诗经·氓》中的男主人公对本婚姻一开始就动机不纯，心意不诚，而女主人公却一味迁就。初言“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男主人公连媒妁都不用，都不与女家充分沟通，这已充分暴露他的不诚，而女主人公却一味迁就，轻许嫁期，于是男主便“以尔车来，以我贿迁”。这样形同买卖的婚姻，即使“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也注定是“言既遂矣，至于暴矣”的结果。
历史上有名的“帝乙归妹”，是指商朝末二代君王帝乙把胞妹下嫁给已有正妻的周族首领姬昌（周文王）的历史故事。帝乙归妹可以说是我国和亲政策之首例，是一场赤裸裸的政治婚姻，哪有诚心可言！根据古代婚姻六礼中纳吉的程序，帝乙归妹也是少不了要卜筮的。那么帝乙归妹的这场婚姻，其卜筮结果是吉是凶呢？《易经》中的《泰卦》和《归妹卦》对这件事有明确的记载。《泰卦》六五爻辞曰:“帝乙归妹,以祉元吉。”这句话是说，帝乙归妹从整个商王朝的根本福祉利益上讲，那当然是吉祥的。那么就婚姻本身而言，到底是吉是凶呢？爻辞并没有明言，我们再看《归妹卦》如何讲。
《归妹卦》六五爻辞曰:“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古代以服饰别名分贵贱，这里的“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暗示帝乙之妹以贵下嫁，并非为姬昌正妻，而是做了侧室，身份地位一下子就降低了，虽贵为帝君之妹，然下嫁後为人妾，故其“袂”当然不如正妻之服“良”。这里的“月几望，吉”是一种特别隐讳的说法，古往今来，几乎无人能正确理解。“月几望”和“月既望”读音相同，且仅一字几差，但意思却有天壤之别。“月既望”象征姬昌已大婚，而“月几望”则表示婚礼还未正式举行，也就是姬昌还未大婚。“月几望吉”是一种惋惜的说法，表示姬昌如果还没有大婚，那帝乙归妹这场婚姻无疑是美满吉祥的，其中潜爻辞实际就是“月既望，凶。”
《诗经·大雅·大明》中说得更明白:“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保右命尔，燮伐大商。”这里的“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明确指明文王姬昌的初婚对象是渭水边上、洽水之北的有莘国美女太姒，而且十分肯定这场婚姻就是“天作之合”。这里的“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这段话明白无误地指出，大邦商的帝乙之妹是在文王已大婚后（嘉止）才又下嫁给文王的，而且把帝乙之妹认定为文王身边的坐探间谍（伣天之妹）。“伣”是古代轮船上用以测风向的装置，引申特指窥探天意的坐探间谍。《诗经》分为风雅颂三类，雅又分为大雅和小雅，其中“大雅”是天子祭祀太庙时所用的礼乐。周人在“大雅”中把“大邦有子”的帝乙之妹认定为坐探间谍，那么这场婚姻本身的吉凶悔吝不占可知矣。
在政治婚姻中，个人的幸福美满与整个国家的福祉相比，那是相当渺小的。政治婚姻对整个国家的福祉而言，那是大吉；而对于婚姻的当事个人，却往往是悲剧。政治婚姻的动机就不在婚姻本身，就婚姻本身而言那就是不诚，不诚则不占，占只是一种礼仪上的形式，没有任何实质意义，故帝乙归妹，文王在纳吉程序上只是走走过场，含糊吉凶之兆。故《诗经·大雅·大明》中也只是说“文定厥祥，亲迎于渭”。这里的“祥”并不等于就是吉兆，因为“祥”的本义就是泛指征兆，包括吉兆和凶兆，特指时才指吉兆。不诚而占，神鬼不在，吉凶焉得？自欺欺人而已。
其次是“无疑不占”。无疑不占也称不惑不占，就是指通过自己的判断，就完全可以决定该如何正确行动，不存在疑惑，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必再去占卜。昔武王伐纣，卜筮大凶。姜太公在认真分析当时天下大势的基础上，认定周人伐商，顺乎天而应乎人，且矢已上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故推蓍蹈龟而曰：“龟壳朽骨，蓍草枯叶，安能辨吉凶？”太公力排众议，坚定信心，果断发兵，一举灭商，奠定了周王朝八百年基业。昔鲁国女强人穆姜为祸取乱，史官强为其筮得《随卦》，虽卦辞为“元亨利贞，无咎”之美言，然穆姜自知为妇取乱，并非“无咎”；认为自己不顺天道民意，并无“元亨利贞”之四德。咎由自取，祸福自知，故穆姜断言自己“必死于此，弗得出矣”，后来果然被囚至死。无疑而占，徒乱吉凶，吉凶变乱，焉能应验？
三是“不义不占”。占卜所问事项必须是正当的，即符合道德和法律规范的事项。“不义不占”原则是指占卦者不应占问不符合法律和道德规范的事项，也不应占问涉及损害他人正当利益、窥探他人正常隐私的事项。不义之举，人神共愤。不义而占，无异于强求鬼神为其同谋，参于龌龊之事，鬼神岂与尔同流合污！不义而占，盗寇之所为也。盗寇所为，即使占之大吉，亦不可信也。孔子就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孟子更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所为不义，自不可行也，焉可问于鬼神哉！
另外，子夏故坛认为，卜筮原则中还应再加一条，那就是“不值不占”。不值不占就是指纤毫小事不值得劳驾神灵，所以不要去占问生活中的琐碎小事。用鸡毛蒜皮的小事去劳驾神灵，那是对神灵的不敬。神灵不是卜筮者身边的佣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鸡毛蒜皮的小事，人且厌烦，况于神灵？有的人买本书都要占上一卦，问是否物有所值，神不嫌你闲得无聊才怪！
古代由于资讯不足，故人们常据《易》占问，把难以决断的事交由天地鬼神来决定，以求得心理上的一种安慰，结果好则以为天助，结果坏则以为命该如此。其实，卜筮与卜筮不同，俗人卜筮占问，只求吉凶之兆，而圣人卜筮占问，则求其理其道。故圣人习《易》，不以占卜之术为要，乃以修德而求其道。得道则无疑，无疑则不占，占亦乃复求其道，悟其吉凶之由，从中取舍而终愿“无咎”也。
孔夫子也偶尔卜筮占问，但圣人之卜筮异乎俗人。孔子在帛书《易·要篇》中说：“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元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稀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后世之人如果质疑我孔丘，大概就是因为我习《易》而亦行卜筮之事！不过吾之卜筮只是从中求取元德道义而已，与史巫之徒只求吉凶不同，我与他们可谓是同途而异归啊。君子以德行事而求福，故很少祭祀求助于鬼神；君子以仁义行事而求吉，故卜筮也只是偶尔的行为。马王堆帛书易传《要》篇中，孔子有句话说“吾百占而七十当”。这句话并不是说孔子经常筮占，而是指孔子自己筮占的结果最高也就百分之七十的准确率，而不是百分之百，所以筮占并不是十分靠谱的。唯习《易》明道，以行仁义道德而求福求吉，才是最靠谱的。
卜筮的“三不占”原则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善《易》者不卜”。“《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善《易》者明理达道，故不惑而无疑，且无论如何亦不会行不诚不义之事，故善《易》者不占。习《易》以明道，善《易》者明天地人三才之道，循道而行则无咎也，无咎则“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故习《易》以明道为本，卜筮之事其後乎！孔子晚而喜《易》，乃悟大道，不禁而言:“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意思就是，如果时间可以倒流，多给我点学《易》的时间，五十岁就能开始学《易》，那我这一生就可以没有大过失了。这里的“无大过”实际就是指“无咎”。常人只注重眼前的吉凶，追求当下的趋吉避凶，而追求一生无咎乃是圣人的境界。如果能做到“无咎”，又岂在寻常的纤小吉凶。孔子享年七十有三，晚年的孔夫子精通《易》道，思想已进入到自由王国的境界，所以他自豪地说:“吾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能守《易》道而不逾矩，何用占？最後把宋代徐存的《命卜》诗送给大家:“我命还须我自推，细微那更问蓍龟。枯茎朽骨犹能兆，岂有灵台自不知。”
撰于公历2024年7月10日
（本文约3500字，子夏故坛原创，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古人卜卦占问有“三不占”原则:一是不诚不占，二是无疑不占，三是不义不占。原因是违背“三不占”原则而滥用占卜之术，是亵渎神灵、欺圣慢典的行为，天所不佑。“三不占”原则看似简单易懂，没必要赘述，实则不然。人们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会把这“三不占”原则抛之脑后，或根本就没有真正理解这“三不占”原则的内涵。下面我们就具体讲述一下这“三不占”原则及其应用。
首先是“不诚不占”。这里的“不诚”并不仅仅是指对占卜之术本身和神灵的不诚，更重要的是指对所占之事的不诚。人们往往忽略的正是对所占之事不诚这一点。占卜时，人们十分注重对神灵的心诚，事前往往要焚香沐浴，甚至要奉献丰厚的祭品，这本无可厚非，但人们往往忽略对所占之事的诚意。我们以占婚姻为例，婚姻不仅讲究门当户对，更讲究志趣相投、两情相悦，而且在古代条件下还要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样的婚姻才能长久。如果婚前就动机不纯，心意不诚，即使占问大吉，天也不佑。《诗经·氓》中的男主人公对本婚姻一开始就动机不纯，心意不诚，而女主人公却一味迁就。初言“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男主人公连媒妁都不用，都不与女家充分沟通，这已充分暴露他的不诚，而女主人公却一味迁就，轻许嫁期，于是男主便“以尔车来，以我贿迁”。这样形同买卖的婚姻，即使“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也注定是“言既遂矣，至于暴矣”的结果。
历史上有名的“帝乙归妹”，是指商朝末二代君王帝乙把胞妹下嫁给已有正妻的周族首领姬昌（周文王）的历史故事。帝乙归妹可以说是我国和亲政策之首例，是一场赤裸裸的政治婚姻，哪有诚心可言！根据古代婚姻六礼中纳吉的程序，帝乙归妹也是少不了要卜筮的。那么帝乙归妹的这场婚姻，其卜筮结果是吉是凶呢？《易经》中的《泰卦》和《归妹卦》对这件事有明确的记载。《泰卦》六五爻辞曰:“帝乙归妹,以祉元吉。”这句话是说，帝乙归妹从整个商王朝的根本福祉利益上讲，那当然是吉祥的。那么就婚姻本身而言，到底是吉是凶呢？爻辞并没有明言，我们再看《归妹卦》如何讲。
《归妹卦》六五爻辞曰:“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古代以服饰别名分贵贱，这里的“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暗示帝乙之妹以贵下嫁，并非为姬昌正妻，而是做了侧室，身份地位一下子就降低了，虽贵为帝君之妹，然下嫁後为人妾，故其“袂”当然不如正妻之服“良”。这里的“月几望，吉”是一种特别隐讳的说法，古往今来，几乎无人能正确理解。“月几望”和“月既望”读音相同，且仅一字几差，但意思却有天壤之别。“月既望”象征姬昌已大婚，而“月几望”则表示婚礼还未正式举行，也就是姬昌还未大婚。“月几望吉”是一种惋惜的说法，表示姬昌如果还没有大婚，那帝乙归妹这场婚姻无疑是美满吉祥的，其中潜爻辞实际就是“月既望，凶。”
《诗经·大雅·大明》中说得更明白:“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保右命尔，燮伐大商。”这里的“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明确指明文王姬昌的初婚对象是渭水边上、洽水之北的有莘国美女太姒，而且十分肯定这场婚姻就是“天作之合”。这里的“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这段话明白无误地指出，大邦商的帝乙之妹是在文王已大婚后（嘉止）才又下嫁给文王的，而且把帝乙之妹认定为文王身边的坐探间谍（伣天之妹）。“伣”是古代轮船上用以测风向的装置，引申特指窥探天意的坐探间谍。《诗经》分为风雅颂三类，雅又分为大雅和小雅，其中“大雅”是天子祭祀太庙时所用的礼乐。周人在“大雅”中把“大邦有子”的帝乙之妹认定为坐探间谍，那么这场婚姻本身的吉凶悔吝不占可知矣。
在政治婚姻中，个人的幸福美满与整个国家的福祉相比，那是相当渺小的。政治婚姻对整个国家的福祉而言，那是大吉；而对于婚姻的当事个人，却往往是悲剧。政治婚姻的动机就不在婚姻本身，就婚姻本身而言那就是不诚，不诚则不占，占只是一种礼仪上的形式，没有任何实质意义，故帝乙归妹，文王在纳吉程序上只是走走过场，含糊吉凶之兆。故《诗经·大雅·大明》中也只是说“文定厥祥，亲迎于渭”。这里的“祥”并不等于就是吉兆，因为“祥”的本义就是泛指征兆，包括吉兆和凶兆，特指时才指吉兆。不诚而占，神鬼不在，吉凶焉得？自欺欺人而已。
其次是“无疑不占”。无疑不占也称不惑不占，就是指通过自己的判断，就完全可以决定该如何正确行动，不存在疑惑，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必再去占卜。昔武王伐纣，卜筮大凶。姜太公在认真分析当时天下大势的基础上，认定周人伐商，顺乎天而应乎人，且矢已上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故推蓍蹈龟而曰：“龟壳朽骨，蓍草枯叶，安能辨吉凶？”太公力排众议，坚定信心，果断发兵，一举灭商，奠定了周王朝八百年基业。昔鲁国女强人穆姜为祸取乱，史官强为其筮得《随卦》，虽卦辞为“元亨利贞，无咎”之美言，然穆姜自知为妇取乱，并非“无咎”；认为自己不顺天道民意，并无“元亨利贞”之四德。咎由自取，祸福自知，故穆姜断言自己“必死于此，弗得出矣”，后来果然被囚至死。无疑而占，徒乱吉凶，吉凶变乱，焉能应验？
三是“不义不占”。占卜所问事项必须是正当的，即符合道德和法律规范的事项。“不义不占”原则是指占卦者不应占问不符合法律和道德规范的事项，也不应占问涉及损害他人正当利益、窥探他人正常隐私的事项。不义之举，人神共愤。不义而占，无异于强求鬼神为其同谋，参于龌龊之事，鬼神岂与尔同流合污！不义而占，盗寇之所为也。盗寇所为，即使占之大吉，亦不可信也。孔子就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孟子更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所为不义，自不可行也，焉可问于鬼神哉！
另外，子夏故坛认为，卜筮原则中还应再加一条，那就是“不值不占”。不值不占就是指纤毫小事不值得劳驾神灵，所以不要去占问生活中的琐碎小事。用鸡毛蒜皮的小事去劳驾神灵，那是对神灵的不敬。神灵不是卜筮者身边的佣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鸡毛蒜皮的小事，人且厌烦，况于神灵？有的人买本书都要占上一卦，问是否物有所值，神不嫌你闲得无聊才怪！
古代由于资讯不足，故人们常据《易》占问，把难以决断的事交由天地鬼神来决定，以求得心理上的一种安慰，结果好则以为天助，结果坏则以为命该如此。其实，卜筮与卜筮不同，俗人卜筮占问，只求吉凶之兆，而圣人卜筮占问，则求其理其道。故圣人习《易》，不以占卜之术为要，乃以修德而求其道。得道则无疑，无疑则不占，占亦乃复求其道，悟其吉凶之由，从中取舍而终愿“无咎”也。
孔夫子也偶尔卜筮占问，但圣人之卜筮异乎俗人。孔子在帛书《易·要篇》中说：“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元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稀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后世之人如果质疑我孔丘，大概就是因为我习《易》而亦行卜筮之事！不过吾之卜筮只是从中求取元德道义而已，与史巫之徒只求吉凶不同，我与他们可谓是同途而异归啊。君子以德行事而求福，故很少祭祀求助于鬼神；君子以仁义行事而求吉，故卜筮也只是偶尔的行为。马王堆帛书易传《要》篇中，孔子有句话说“吾百占而七十当”。这句话并不是说孔子经常筮占，而是指孔子自己筮占的结果最高也就百分之七十的准确率，而不是百分之百，所以筮占并不是十分靠谱的。唯习《易》明道，以行仁义道德而求福求吉，才是最靠谱的。
卜筮的“三不占”原则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善《易》者不卜”。“《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善《易》者明理达道，故不惑而无疑，且无论如何亦不会行不诚不义之事，故善《易》者不占。习《易》以明道，善《易》者明天地人三才之道，循道而行则无咎也，无咎则“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故习《易》以明道为本，卜筮之事其後乎！孔子晚而喜《易》，乃悟大道，不禁而言:“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意思就是，如果时间可以倒流，多给我点学《易》的时间，五十岁就能开始学《易》，那我这一生就可以没有大过失了。这里的“无大过”实际就是指“无咎”。常人只注重眼前的吉凶，追求当下的趋吉避凶，而追求一生无咎乃是圣人的境界。如果能做到“无咎”，又岂在寻常的纤小吉凶。孔子享年七十有三，晚年的孔夫子精通《易》道，思想已进入到自由王国的境界，所以他自豪地说:“吾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能守《易》道而不逾矩，何用占？最後把宋代徐存的《命卜》诗送给大家:“我命还须我自推，细微那更问蓍龟。枯茎朽骨犹能兆，岂有灵台自不知。”
撰于公历2024年7月10日
（本文约3500字，子夏故坛原创，个人观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