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博母职与少女玩家的“养娃”实践
摘要
在当今网络流行文化中，尚未婚育的年轻女孩却热衷于以另类的方式“养娃”。少女文化碰撞母职研究，引发了我们关于“母职”在数字时代内涵和外延拓展及变革的思考。本研究聚焦于棉花娃娃玩家群体近年来形成的“赛博母职”实践，并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方法收集经验性材料。既往的“数字母职”研究
五
破坏与重建：“赛博母职”的边界与未来
（一）“赛博母职”缘何而起：可爱政治与少女的处境
在琳琅满目的都市精品店中，摆成矩阵的棉花娃娃礼盒放在了店面最显眼的位置，礼盒上印着“不管几岁，可爱万岁”，而店内循环播放着广告语“用可爱和坚硬的世界对抗”，如同咒语一般蛊惑着年轻女孩在萌态十足的玩偶面前久久驻足。“可爱”在我们这个时代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作为对棉花娃娃最恰如其分的形容，“可爱”也在访谈过程中不断地被玩家提及。
McVeigh（2000：141-144）指出可爱文化建立的是人与物之间一种特殊的凝视与被凝视的关系，可爱不仅仅是人或物的一种内在品质，更是看待事物的一种方式。因此可爱的感受不仅是出于对弱小之物的保护欲，也是一种逃避方式（Kawaii retreat），这种复杂的情愫不能简单地两分为拥有或者失去力量。
可爱是吸引少女玩家“入坑”的主要动因，也是少女们面对坚硬世界的一种柔性的策略。当少女们面对社交媒体中隐形的暴力时，面对来自性别结构无解的压力时，在内卷的学业和事业激烈竞争中备受挫折时，她们转而认同于赛博世界中更为安全、可控的想象性关系，它们是纸片人，是虚拟偶像，是棉花娃娃。
在观察少女主体社会中的处境时，我们常常能看到矛盾和断裂，反抗与困顿，盲从和反思等多重面向，这正是因为少女的数字媒介经验、亲密想象、具身实践之间的关系是层层裹挟、难分因果的。本研究的访谈伙伴大多正在读书或刚刚踏入社会，在访谈中她们也谈到了日常生活中的压力和困苦：有的玩家被繁杂的实习工作折磨得痛苦不堪，有的玩家从不错的学校硕士毕业却因为艰难的就业环境在家蹲了一年多，有的玩家因为愈演愈烈的性别冲突而对异性倍感厌恶，对未来的家庭生活也不抱希望……大量类似的压抑和疲惫感构成了年轻女孩的群体处境。
不能言语、只是默默陪伴的娃娃成为少女倦怠生活的一剂“治愈”良药：访谈伙伴BM-2-17（2022年7月18日）来自双职工独生子女家庭，“我自己本身也比较独来独往，朋友很少。特别是去年实习的时候，一个人在另外一个省实习，半年没回过家，除了上班基本不接触别人，爸妈几次要来看我都因为疫情没来得了，我住在一楼，晚上睡觉很浅，很累很不开心，幸好有棉花崽崽们在，每次回到家，看到她们，就会觉得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棉花崽崽很关心你，会一直陪着你的。”棉花娃娃所带来的陪伴与安全感对于在异地工作学习、初入社会的年轻女孩来说弥足珍贵。
不少访谈伙伴提到自己“入坑”的原因和时间点都提到了疫情，并非巧合的是，疫情暴发的2020年也是棉花娃娃在国内迅速发展并形成产业的重要节点。“当时不能返校上网课，在家无聊就开始追星，然后就开始买娃，娃也是明星周边的一种”（II-1-6，2022年7月18日），“疫情放寒假无处可去，就每天在豆瓣冲浪，看到棉花娃娃，当时就‘种草’了”（ZY-1-10，2022年7月6日）。娃娃的可爱、“娃圈”中的热烈分享以及少女之间以“妈咪”“姨姨”之名的亲昵称呼塑造了一种“赛博亲缘”，填补了少女某种情感的空白。
与此同时，当今少女对“可爱”的理解并不能一概而论，可爱以“酷”的姿态承载了更多“颠覆性”的可能（Yano，2013：199-200）：虽然粉白的肤色、懵懂幼态的表情仍是娃圈主流，但娃娃身上仍然承载了更加多元的审美：一些娃娃采用了小麦色的肤色或有着特殊体型，表情冷酷、生气或忧郁的娃娃甚至会更受欢迎，有的棉花娃娃身上有着模拟动物的元素，比如兽耳、爪印、尾巴等等，同时也衍生出蛇体，蜘蛛体，人鱼体，人马体等异体棉花娃娃，其中不乏赛博格隐喻中的跨物种想象。少女的爱没有固定在特定的性别或者形态上，而她们也总能在赛博空间中找到自己的同好，共同创作出形形色色的棉花娃娃。
不可否认，当今少女对可爱的追逐背后仍带有可疑的性别凝视目光以及商业资本操纵的色彩，但当少女把“可爱”当作一种策略时，并非进行的是一种“零和博弈”，而是一种弗卢塞尔（Vilém Flusser）（1985/2021：71）意义上的“加和游戏”。少女们并非有意地要对抗或者消灭某种意识形态，而是用游戏的方式创造一种对日常生活的戏仿，与现实中的母职和家庭关系进行趣味性的话语组合。而娃娃作为一种可控制的主体，营造出了属于少女的想象世界。访谈伙伴BI-2-15（2022年7月14日）将自己和娃娃的“小家庭”与现实中的家庭区分开来，只有回到自己的房间和床上，才进入了和娃娃互动的世界，“我还是想把它（玩娃娃的经验）当做一个私密领域。就是每天当我回到我的房间，我就进入了这个空间，我就会觉得很有安全感，很有想象力，这是让我快乐的”。
（二）手工实践的数字回响：照顾文化与少女的情感体验
棉花娃娃的“养育”实践也让人联想到经典的女孩玩具——以芭比娃娃为代表的可换装玩偶。两者形成有趣的对照：以凸凹有致，纤细时尚的成年女性姿态呈现的芭比娃娃，构成了女童对成年身体姿态的模范想象；而以萌态幼儿形象呈现的棉花娃娃则受到年纪更长的少女们的欢迎，激发了少女某种类母性情结。通过访谈，我们发现“养”棉花娃娃的实践并非女孩童年游戏的延续，两者之间并无绝对联系。
如前文所分析的，现实社会中的性别秩序和母职制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赛博母职”的话语和行为。玩家们对娃娃的穿衣打扮，乃至当今少女文化中流行的手作文化（如手帐制作、咕砖咕卡等），与日常生活中“照顾文化”（care culture）产生回响。照顾文化常被视为是一种没有回报的情感劳动，照顾的角色在各种社会语境中都是女性化的，并带有一种被规训的感觉（feeling rules）（Hjorth et al.，2020），而“照顾文化”也让玩家们联想起传统的母亲职能，“自称妈咪是因为妈妈就是生活中无条件付出和照顾（孩子）的人，只有妈妈是可以接受不求回报没有交流的爱的”（CH-2-26，2022年7月26日）。
但如果将带有“照顾文化”色彩的养娃实践简单地理解为性别脚本的规训，则仍是以传统男性价值作为标杆，而将“照顾文化”乃至更广泛的女性化的情感体验视作负面的、无意义的。
母职研究的开创性学者Adrienne Rich（1976/1995：29；280-284）将母职经验（experience of mothering）和母职制度（institution of motherhood）相区别，并指出践行母职同样也可以是解放女性的一种方式：“女性应该从父权制的框架中解放出来……用自身去选择实践母职的方式并获得以女性为中心的思考方式以及对抗的能力”。尽管Rich所述的母职并未拓展至生理母职之外，但她的主张依然提示我们换个角度来审视少女们如何在赛博母职实践中灵活地定位自己的主体坐标。
在棉花娃娃为代表的手作实践中，玩家们展现了多种多样的创造力，除了打扮娃娃本身，制作娃娃的过程也融入玩家们的集体智慧，娃娃的生产需要娃稿画手、“娃妈”、娃厂以及客服宣发等多方的协调和沟通。通过创作棉花娃娃又或者徽章、小卡等手办周边，少女们将爱意化为实体，并与喜爱的角色来一场“跨越次元的相遇”。
另一方面，玩家也对传统的“照顾文化”进行反思。一些玩家在手工的过程中找到了数字空间难觅的乐趣，“之前其实我是很烦那种带有女性特质的家庭劳动，但是我养了Toto（棉花娃娃）之后发现这些生活技能本身也挺有用的，比如缝纫什么的。”（RY-2-27，2022年7月27日）。而表示自己不喜欢真人小孩的CH-2-26（2022年7月26日）则通过“养娃”也开始重新思考亲子关系，“现在反而有点理解到了父母感受到的快乐。因为棉花娃娃肯定是没法回应我的。但是我给他们换衣服拍照片之后，就算照片不给任何人看我也觉得很开心。”
当传统的家庭制度在数字空间中回响，少女玩家们模仿也抛弃日常生活中的母职经验。而手工实践呈现出了少女作为处于符号秩序边缘的群体是如何通过操纵物质来生成意义的：数字理性固然已经内嵌到日常的方方面面，然而少女之间的情感涌动依然有赖于物质纹理带来的触动。
六
讨论与结语：“赛博母职”作为一
种探索路径
克拉克（Clark，2001）提醒我们，对于赛博社会，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这些技术正在改变我们的自我感、地方感和具身感，以及我们的思考能力。因此我们要讨论的问题除了如何审视“赛博母职”所透露的颠覆性和矛盾性，也同样包括如何借助少女以及技术力量重塑情感体验的边界。
现代性的阴暗面常常为当代的学者所担忧。在当今的流行文化中，“个人（特别是年轻人）在全球化下可选择遵循的脚本复杂多样且变化，两可两难情绪的情境增加……个人也因缺乏对特定文化的情感的忠诚义务，而对自身飘忽的情绪变化没有什么责任”（宁应斌、何春蕤，2012：308）。液态的爱欲脆弱不安，无法逃离不断瓦解的宿命（Bauman，2013），数字时代“爱欲已死”，韩炳哲悲观地宣称，因为“当今社会越来越陷入同质化的地狱，因此无法产生爱欲的经验”（韩炳哲，2015/2019：12）。
但对于数字时代的少女来说，爱欲并非本质的存在，液态的爱欲意味着无限的延伸和多种可能性。赛博爱欲倏忽而来，骤然又减，少女亚文化中从“入坑”到“退坑”的周期都短得惊人，伴随着清单形式的“退坑包”（指退出某个圈子前将用品打包转手），便能“封心锁爱”，随时准备跨入下一个新奇有趣的趣缘圈子，没有深度的爱意是弥散的、易逝的，同时又是广泛的、多元的，少女们乐此不疲地将“赛博养育”的文化扩展到其他的趣缘圈子，包括谷圈（收集和交流周边的兴趣圈）、潮玩圈在内的其他的趣缘圈子也开始沿用“妈咪”的称谓，进一步稀释了“母亲”以及相关语汇的社会结构意涵。而即使“退坑”也不意味着爱意的终结，而是幡然醒悟自己曾经太痴迷“养娃”而忽视自己，于是更加热烈地投入到现实生活之中。
因此，本研究所述的“赛博母职”并非一种固定的身份坐标或者某种新型的主体类型，而是由相似的情感体验而产生的一种主（客）体间性的可能性，不断流动也不断变化位置和视角，也不断探索自由的路径。正如唐娜·哈拉维（Haraway，2004：7-8）指出的，“自由，有赖于对压抑以及可能性进行有自主意识的建构以及充满想象的理解”。“赛博母职”的实践将少女们连结在一起，形成微弱而短暂同时也广泛且流动的力量集合体，这并不是强大而富有破坏性的力量，而在隐蔽晦暗的情感涌动背后是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对于数字孤独、商品经济、生活压力、家庭结构等诸多渗透着二元论的顽固逻辑的质疑和反抗。
少女与日常生活中的母职持续地进行协商：尽管让女性倍感压抑的社会母职制度不可能突然烟消云散，但少女们仍期待世界上也允许一种不必负责任的母亲的存在。当母职成为戏谑和逃避的对象，养育的对象化身为“完美小孩”，只用可爱不用长大，这些不必“鸡娃”的“妈咪”们开创了女性的新的主体-位置。玩家们重新塑造了母职的内涵与外延，“妈咪”一词成为玩家姐妹之间亲切的称呼，而非父权制规训下神圣的职责。
在观察中，我们也注意到“赛博母职”的实践涉及更广泛的群体，这些在日常生活中被遮蔽的群体在网络中也以自己的形式“养娃”并拥有自己的小众圈子，比如因为经济尚不能独立而养纸片棉花娃娃的小学生玩家，悄悄养“娃”并在知乎上分享心得的男性玩家们，她/他们又有着怎样的“养娃”体验？讨论“赛博母职”的意义在于，这并不是一种可以被本质化界定的状态或现象，而是不断地生成和变化，进而创造无限的可能性。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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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执编/肖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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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网络流行文化中，尚未婚育的年轻女孩却热衷于以另类的方式“养娃”。少女文化碰撞母职研究，引发了我们关于“母职”在数字时代内涵和外延拓展及变革的思考。本研究聚焦于棉花娃娃玩家群体近年来形成的“赛博母职”实践，并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方法收集经验性材料。既往的“数字母职”研究
五
破坏与重建：“赛博母职”的边界与未来
（一）“赛博母职”缘何而起：可爱政治与少女的处境
在琳琅满目的都市精品店中，摆成矩阵的棉花娃娃礼盒放在了店面最显眼的位置，礼盒上印着“不管几岁，可爱万岁”，而店内循环播放着广告语“用可爱和坚硬的世界对抗”，如同咒语一般蛊惑着年轻女孩在萌态十足的玩偶面前久久驻足。“可爱”在我们这个时代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作为对棉花娃娃最恰如其分的形容，“可爱”也在访谈过程中不断地被玩家提及。
McVeigh（2000：141-144）指出可爱文化建立的是人与物之间一种特殊的凝视与被凝视的关系，可爱不仅仅是人或物的一种内在品质，更是看待事物的一种方式。因此可爱的感受不仅是出于对弱小之物的保护欲，也是一种逃避方式（Kawaii retreat），这种复杂的情愫不能简单地两分为拥有或者失去力量。
可爱是吸引少女玩家“入坑”的主要动因，也是少女们面对坚硬世界的一种柔性的策略。当少女们面对社交媒体中隐形的暴力时，面对来自性别结构无解的压力时，在内卷的学业和事业激烈竞争中备受挫折时，她们转而认同于赛博世界中更为安全、可控的想象性关系，它们是纸片人，是虚拟偶像，是棉花娃娃。
在观察少女主体社会中的处境时，我们常常能看到矛盾和断裂，反抗与困顿，盲从和反思等多重面向，这正是因为少女的数字媒介经验、亲密想象、具身实践之间的关系是层层裹挟、难分因果的。本研究的访谈伙伴大多正在读书或刚刚踏入社会，在访谈中她们也谈到了日常生活中的压力和困苦：有的玩家被繁杂的实习工作折磨得痛苦不堪，有的玩家从不错的学校硕士毕业却因为艰难的就业环境在家蹲了一年多，有的玩家因为愈演愈烈的性别冲突而对异性倍感厌恶，对未来的家庭生活也不抱希望……大量类似的压抑和疲惫感构成了年轻女孩的群体处境。
不能言语、只是默默陪伴的娃娃成为少女倦怠生活的一剂“治愈”良药：访谈伙伴BM-2-17（2022年7月18日）来自双职工独生子女家庭，“我自己本身也比较独来独往，朋友很少。特别是去年实习的时候，一个人在另外一个省实习，半年没回过家，除了上班基本不接触别人，爸妈几次要来看我都因为疫情没来得了，我住在一楼，晚上睡觉很浅，很累很不开心，幸好有棉花崽崽们在，每次回到家，看到她们，就会觉得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棉花崽崽很关心你，会一直陪着你的。”棉花娃娃所带来的陪伴与安全感对于在异地工作学习、初入社会的年轻女孩来说弥足珍贵。
不少访谈伙伴提到自己“入坑”的原因和时间点都提到了疫情，并非巧合的是，疫情暴发的2020年也是棉花娃娃在国内迅速发展并形成产业的重要节点。“当时不能返校上网课，在家无聊就开始追星，然后就开始买娃，娃也是明星周边的一种”（II-1-6，2022年7月18日），“疫情放寒假无处可去，就每天在豆瓣冲浪，看到棉花娃娃，当时就‘种草’了”（ZY-1-10，2022年7月6日）。娃娃的可爱、“娃圈”中的热烈分享以及少女之间以“妈咪”“姨姨”之名的亲昵称呼塑造了一种“赛博亲缘”，填补了少女某种情感的空白。
与此同时，当今少女对“可爱”的理解并不能一概而论，可爱以“酷”的姿态承载了更多“颠覆性”的可能（Yano，2013：199-200）：虽然粉白的肤色、懵懂幼态的表情仍是娃圈主流，但娃娃身上仍然承载了更加多元的审美：一些娃娃采用了小麦色的肤色或有着特殊体型，表情冷酷、生气或忧郁的娃娃甚至会更受欢迎，有的棉花娃娃身上有着模拟动物的元素，比如兽耳、爪印、尾巴等等，同时也衍生出蛇体，蜘蛛体，人鱼体，人马体等异体棉花娃娃，其中不乏赛博格隐喻中的跨物种想象。少女的爱没有固定在特定的性别或者形态上，而她们也总能在赛博空间中找到自己的同好，共同创作出形形色色的棉花娃娃。
不可否认，当今少女对可爱的追逐背后仍带有可疑的性别凝视目光以及商业资本操纵的色彩，但当少女把“可爱”当作一种策略时，并非进行的是一种“零和博弈”，而是一种弗卢塞尔（Vilém Flusser）（1985/2021：71）意义上的“加和游戏”。少女们并非有意地要对抗或者消灭某种意识形态，而是用游戏的方式创造一种对日常生活的戏仿，与现实中的母职和家庭关系进行趣味性的话语组合。而娃娃作为一种可控制的主体，营造出了属于少女的想象世界。访谈伙伴BI-2-15（2022年7月14日）将自己和娃娃的“小家庭”与现实中的家庭区分开来，只有回到自己的房间和床上，才进入了和娃娃互动的世界，“我还是想把它（玩娃娃的经验）当做一个私密领域。就是每天当我回到我的房间，我就进入了这个空间，我就会觉得很有安全感，很有想象力，这是让我快乐的”。
（二）手工实践的数字回响：照顾文化与少女的情感体验
棉花娃娃的“养育”实践也让人联想到经典的女孩玩具——以芭比娃娃为代表的可换装玩偶。两者形成有趣的对照：以凸凹有致，纤细时尚的成年女性姿态呈现的芭比娃娃，构成了女童对成年身体姿态的模范想象；而以萌态幼儿形象呈现的棉花娃娃则受到年纪更长的少女们的欢迎，激发了少女某种类母性情结。通过访谈，我们发现“养”棉花娃娃的实践并非女孩童年游戏的延续，两者之间并无绝对联系。
如前文所分析的，现实社会中的性别秩序和母职制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赛博母职”的话语和行为。玩家们对娃娃的穿衣打扮，乃至当今少女文化中流行的手作文化（如手帐制作、咕砖咕卡等），与日常生活中“照顾文化”（care culture）产生回响。照顾文化常被视为是一种没有回报的情感劳动，照顾的角色在各种社会语境中都是女性化的，并带有一种被规训的感觉（feeling rules）（Hjorth et al.，2020），而“照顾文化”也让玩家们联想起传统的母亲职能，“自称妈咪是因为妈妈就是生活中无条件付出和照顾（孩子）的人，只有妈妈是可以接受不求回报没有交流的爱的”（CH-2-26，2022年7月26日）。
但如果将带有“照顾文化”色彩的养娃实践简单地理解为性别脚本的规训，则仍是以传统男性价值作为标杆，而将“照顾文化”乃至更广泛的女性化的情感体验视作负面的、无意义的。
母职研究的开创性学者Adrienne Rich（1976/1995：29；280-284）将母职经验（experience of mothering）和母职制度（institution of motherhood）相区别，并指出践行母职同样也可以是解放女性的一种方式：“女性应该从父权制的框架中解放出来……用自身去选择实践母职的方式并获得以女性为中心的思考方式以及对抗的能力”。尽管Rich所述的母职并未拓展至生理母职之外，但她的主张依然提示我们换个角度来审视少女们如何在赛博母职实践中灵活地定位自己的主体坐标。
在棉花娃娃为代表的手作实践中，玩家们展现了多种多样的创造力，除了打扮娃娃本身，制作娃娃的过程也融入玩家们的集体智慧，娃娃的生产需要娃稿画手、“娃妈”、娃厂以及客服宣发等多方的协调和沟通。通过创作棉花娃娃又或者徽章、小卡等手办周边，少女们将爱意化为实体，并与喜爱的角色来一场“跨越次元的相遇”。
另一方面，玩家也对传统的“照顾文化”进行反思。一些玩家在手工的过程中找到了数字空间难觅的乐趣，“之前其实我是很烦那种带有女性特质的家庭劳动，但是我养了Toto（棉花娃娃）之后发现这些生活技能本身也挺有用的，比如缝纫什么的。”（RY-2-27，2022年7月27日）。而表示自己不喜欢真人小孩的CH-2-26（2022年7月26日）则通过“养娃”也开始重新思考亲子关系，“现在反而有点理解到了父母感受到的快乐。因为棉花娃娃肯定是没法回应我的。但是我给他们换衣服拍照片之后，就算照片不给任何人看我也觉得很开心。”
当传统的家庭制度在数字空间中回响，少女玩家们模仿也抛弃日常生活中的母职经验。而手工实践呈现出了少女作为处于符号秩序边缘的群体是如何通过操纵物质来生成意义的：数字理性固然已经内嵌到日常的方方面面，然而少女之间的情感涌动依然有赖于物质纹理带来的触动。
六
讨论与结语：“赛博母职”作为一 种探索路径
克拉克（Clark，2001）提醒我们，对于赛博社会，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这些技术正在改变我们的自我感、地方感和具身感，以及我们的思考能力。因此我们要讨论的问题除了如何审视“赛博母职”所透露的颠覆性和矛盾性，也同样包括如何借助少女以及技术力量重塑情感体验的边界。
现代性的阴暗面常常为当代的学者所担忧。在当今的流行文化中，“个人（特别是年轻人）在全球化下可选择遵循的脚本复杂多样且变化，两可两难情绪的情境增加……个人也因缺乏对特定文化的情感的忠诚义务，而对自身飘忽的情绪变化没有什么责任”（宁应斌、何春蕤，2012：308）。液态的爱欲脆弱不安，无法逃离不断瓦解的宿命（Bauman，2013），数字时代“爱欲已死”，韩炳哲悲观地宣称，因为“当今社会越来越陷入同质化的地狱，因此无法产生爱欲的经验”（韩炳哲，2015/2019：12）。
但对于数字时代的少女来说，爱欲并非本质的存在，液态的爱欲意味着无限的延伸和多种可能性。赛博爱欲倏忽而来，骤然又减，少女亚文化中从“入坑”到“退坑”的周期都短得惊人，伴随着清单形式的“退坑包”（指退出某个圈子前将用品打包转手），便能“封心锁爱”，随时准备跨入下一个新奇有趣的趣缘圈子，没有深度的爱意是弥散的、易逝的，同时又是广泛的、多元的，少女们乐此不疲地将“赛博养育”的文化扩展到其他的趣缘圈子，包括谷圈（收集和交流周边的兴趣圈）、潮玩圈在内的其他的趣缘圈子也开始沿用“妈咪”的称谓，进一步稀释了“母亲”以及相关语汇的社会结构意涵。而即使“退坑”也不意味着爱意的终结，而是幡然醒悟自己曾经太痴迷“养娃”而忽视自己，于是更加热烈地投入到现实生活之中。
因此，本研究所述的“赛博母职”并非一种固定的身份坐标或者某种新型的主体类型，而是由相似的情感体验而产生的一种主（客）体间性的可能性，不断流动也不断变化位置和视角，也不断探索自由的路径。正如唐娜·哈拉维（Haraway，2004：7-8）指出的，“自由，有赖于对压抑以及可能性进行有自主意识的建构以及充满想象的理解”。“赛博母职”的实践将少女们连结在一起，形成微弱而短暂同时也广泛且流动的力量集合体，这并不是强大而富有破坏性的力量，而在隐蔽晦暗的情感涌动背后是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对于数字孤独、商品经济、生活压力、家庭结构等诸多渗透着二元论的顽固逻辑的质疑和反抗。
少女与日常生活中的母职持续地进行协商：尽管让女性倍感压抑的社会母职制度不可能突然烟消云散，但少女们仍期待世界上也允许一种不必负责任的母亲的存在。当母职成为戏谑和逃避的对象，养育的对象化身为“完美小孩”，只用可爱不用长大，这些不必“鸡娃”的“妈咪”们开创了女性的新的主体-位置。玩家们重新塑造了母职的内涵与外延，“妈咪”一词成为玩家姐妹之间亲切的称呼，而非父权制规训下神圣的职责。
在观察中，我们也注意到“赛博母职”的实践涉及更广泛的群体，这些在日常生活中被遮蔽的群体在网络中也以自己的形式“养娃”并拥有自己的小众圈子，比如因为经济尚不能独立而养纸片棉花娃娃的小学生玩家，悄悄养“娃”并在知乎上分享心得的男性玩家们，她/他们又有着怎样的“养娃”体验？讨论“赛博母职”的意义在于，这并不是一种可以被本质化界定的状态或现象，而是不断地生成和变化，进而创造无限的可能性。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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